说起嘉靖皇帝，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严嵩、严世蕃父子，若谈起明朝的宰相，严嵩的知名度绝对可以排到前三，只不过他与其他人相比，他做到的不是“名垂千古”而是“遗臭万年”。
在中国历史上，严嵩往往和秦末赵高，唐朝李林甫，南宋秦桧并列在一起，以一副“奸相”的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他善于察言观色，对朝*不怎么上心，对敛财却独有其高。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他就主张大修宫殿、道观。
对朝*大事从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只是模能两可地将自己的意思表述在“青词”中。但这只是表象，一旦自己的利益被触动，他就会痛下杀手，斩草除根，这也是他能在嘉靖朝稳坐内阁首辅二十年不倒的原因。
而严世藩作为严家的第二代掌门人，做事风格却与父亲严嵩大相径庭。虽然也继承了严嵩的眼光毒辣，但与严嵩谨慎相比，严世蕃更像是一个只知进不知退的纨绔子弟。
“织造局”贱卖农田
嘉靖朝晚年，严嵩已经在内阁首辅的位置上坐了快二十年，年已古稀的严嵩精力已经大不如前了。朝堂上的事情，大部分交给自己的儿子严世蕃去做，这时的严世蕃就成为了“严*”的实际领袖。
严世藩身为“工部左侍郎”，其捞的油水不计其数，成了严*重要的资金来源。
江南丝绸巨商沈一石，凭借自己运筹帷幄的能力来往于官场、商场，游刃有余。《左传》有云：“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商场得意的沈一石愈发膨胀的内心使他开始染指官场，用“织造局”作为掩护在淳安贱买百姓田地。
这一行为无疑触犯了嘉靖皇帝的利益，嘉靖皇帝的脸。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沈一石一个巨商侵占百姓田地，这无疑触动了皇帝的逆鳞，崇信道教的嘉靖皇帝最看重圣名，即刻招来严嵩父子一阵痛批。
以严世蕃的性格，回到府中就大发雷霆，痛斥嘉靖皇帝、藩王和沈一石，无论是紫禁城还是各地藩王，巨大的开支已经和严家敛财发生冲突。
若是严嵩尚可替朝廷背锅，忍一时实现朝局平衡。但严世蕃显然咽不下这口气。严嵩直接训斥：“把刀给你严世蕃，来杀了我！”此时“严*”的重要分子罗龙文一席话，成功把这件事最重要的问题说出来——买田这事儿到底是谁干的？
鄢懋卿趁机插话：“这事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胡宗宪在背后使坏，阻挠改稻为桑。二是织造局的人干得……”
明朝自郑和下西洋以来，丝织品畅销全球，丝绸贸易成为朝廷最主要的财*收入来源，改稻为桑能够扩大桑蚕养殖面积，自然而然成为朝廷大力推行的*策，也正好契合了严家表面扩充国库，实际自我敛财的目的。
鄢懋卿此言一出，严世蕃立马回怼：“你们脑子被钱给塞住了！”随后严世蕃借胡宗宪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维护自己的名义，说他阻扰改稻为桑破坏国策，并谴责他将罪责全部推给“严*”。
严世蕃此言尤为高明，既挑明了“改稻为桑”是国策，谁要是反对谁就是和皇上、朝廷过不去，又在不经意间指出“清流”之辈为了污蔑“严*”不择手段，甚至可以反对皇上，最后还将胡宗宪排除在贱卖田地的名单之外。
严世蕃一言“转守为攻”
“改稻为桑”本是扩充国库的国策，严世蕃一番言语直接将该国策出现的问题直接抛给朝中的“清流*”，“清流*”代表人物郑泌昌、何茂才等人才逼着沈一石吞并百姓田地，阻挠“改稻为桑”。而“清流*”是依靠太子裕王在朝中立足的。
接着严世蕃转向父亲严嵩：“儿子总是给你招风惹雨。可那些雨淋不到徐阶，更淋不到裕王！您信任徐阶，可他信任您吗？”
曾经为了让“改稻为桑”能实行下去，严嵩在朝中极力拉拢徐阶，用内阁首辅位置诱惑他，多次让徐阶指示自己的学生赵贞吉借给“清流*”粮食，来分发给浙江百姓。
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徐阶明白，帮助严嵩自己就只能一辈子活在严氏父子之下，即使当上首辅也是他“严*”抬上来的，他自己恨不得浙江失控到“严*”束手无策，这时候让他帮严嵩？这辈子都不可能！
严世蕃此话就是告诉在场的人，自己并不像是人们口中无谋、放荡、愚蠢的“小阁老”，在重要时刻自己分得清孰是孰非，掂得清孰轻孰重，关键时候不会意气用事，掣肘自己。
严嵩对儿子的发言也颇为满意，“当前要紧的是要问清楚南京，胡宗宪有没有去找赵贞吉，他得没得到粮食。”严嵩不愧是内阁首辅，只要通过南京方面，就知道徐阶对此事的态度，“严*”就能考虑是什么时候与“清流*”对抗。
在明朝嘉靖年间，严家父子可谓是只手遮天，但与前几朝不同的是，明朝时君主专制不断加强使得权臣手下人若是犯了罪，很容易牵连到自己，甚至被连根拔起。严家父子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受尽好处的情况下也饱受委屈。
严嵩出手“推波助澜”
明朝的*争尤为严重，“清流*”针对“严*”只是单纯地想将其铲除，而“严*”覆灭后，他们其中一些人便可分得其中一杯羹，成为“张*”、“李*”，他们只看到严家父子的好处，却从未想过他们的难处。
如今眼看着自己的利益受损，古稀之年的严嵩托起身子准备再博一次，他再一次展现出老者的沉稳和毒辣，让严世蕃重述一遍事情的来龙去脉。
严世蕃说罢，鄢懋卿首个发言：“这会不会是皇上的意思？”这次严世蕃却出奇地平和，回应道：“不会，要真是皇上，今天就不会叫我父子了，更不会生那么大气。”
排除种种可能后，只剩下“清流*”郑泌昌、何茂才两个人，他们的呈报上只说倭患严重，对织造局贱买田产的事只字不提。可如今种种证据来看，他二人上奏时吞田产一事早就发生了，他们与巨商沈一石一伙，知情不报。
严世蕃思量一番后，进一步推敲出两人的用心——他们想趁机扳倒严家，为自己捞一把。可徐阶态度暧昧不定，只能自己来做，可他们二人显然太急了些。
严嵩听罢即刻做出部署，将之前买田的价格适当提高，以免激起民变，这件事交给自己“严*”的人来做，表明自己与此事无关，甚至提高在朝中的影响。
再责令胡宗宪查办始作俑者，严惩不贷，“清流派”不是自称为国为民吗？这种费力的差事就你们去做，做好了你们开心，我严家也在皇帝面前有个交代，做不好，我顶多挨骂，受罚的却是你们“清流派”。
严嵩不愧是二十年不倒的“内阁首辅”，既把损失降到了最低，又将苦差抛给了对手，并且这一系列的包袱没有一担压在嘉靖帝的身上。足以证明严嵩的*治手腕。
而此事中严世蕃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和推敲，在关键时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关键问题，与之前办事风格相比判若两人，这种态度真不愧为朝中“小阁老”。
严世蕃是一个聪明的人，揣摩别人心意的水平不下于父亲严嵩，他看人的眼光极准，这也是严家几十年在朝堂上树大根深的原因。
如果严世蕃做事能一直像贱买田产案中冷静多有所考虑，不那么疯狂、贪心，那么“严*”能否在朝堂上权倾两代呢？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