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
朱熹
苏轼
那么，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是怎样开展扶弱济困活动的呢？宋代的一些著名官员曾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体现了他们的从*智慧和爱民情怀。
范仲淹自设义庄济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北宋*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出生于苏州吴县，自幼贫寒，苦读诗书，终得进士及第，在地方和朝廷任过要职。范仲淹认为“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所以他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十分关心百姓疾苦，千方百计帮百姓解脱困苦，谋取利益，尤其是积极做好社会救助，在救灾赈济、扶弱济困等方面卓有成效，其中最为可圈可点的是他创建义庄，救助宗族乡亲，贏得了士大夫和广大百姓的景仰和称赞。
由于范仲淹自幼出身孤寒，切身的经历使他对养老抚幼有深刻的体会。他不仅在各地做官时体恤民情，对家乡宗族的贫穷人户也非常关怀。他曾对诸子弟说：“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视之，则均是子孙，顾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以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亦何以入家庙乎？”为接济族人，范仲淹用自己节省下来的俸禄，在家乡苏州“买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济养群族”。义庄设立后，范仲淹亲自制定了义庄规矩。主要内容有：
逐房计口给米，每口一升，并支白米；如支糙米，即临时加折。
冬衣每口一匹，十岁以下、五岁以上各半匹。
每房许给奴米一口，即不支衣。
逐房各置请米历子一道，每月末与掌管人处批请，不得预先隔跨月份支请。
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
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
子弟出官人每还家待阙、守选、丁忧，或任川、广、福建官留家乡里者，并依诸房例给米、绢并吉凶钱数。虽近官，实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给。
逐房丧葬，尊长有丧，先支一十贯，至葬事又支一十五贯。次长五贯，葬事支十贯。
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诣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
通过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在米、绢、钱发放的对象、数量、方式、管理、监督等事项上，都有具体可操作的规定。义庄设有总赈薄，各户有“请米历子”一张，每次领取时记下钱米数量。这样，族人中贫困者的生活都有了基本保障，遇到重大疾病灾害都能得到及时救济，过年关也会有保障。
范仲淹此举不仅救助了范氏宗族的急危窘困，鼓励范氏后裔读书仕进，继续行善，兴办教育事业，培养人才，而且也带动了当时大批士大夫、官绅积极从事兴办义庄的慈善事业。在苏州，仿效范仲淹义庄的更多，仅吴县一地，义庄就多达六十四家。范仲淹创办的范氏义庄，经过其后代的持续坚持和发展，直到清代长达多年，可见其影响力之广之大。
朱熹创办社仓救贫
朱熹是我国南宋著名的*治家、理学家。朱熹曾任知江西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等地方官职，他为官清正有为，竭力为百姓行善举谋福利。他首创的“朱子社仓”首开赈灾救贫先河，是我国古代社会保障的一个典范，产生了深远影响。
南宋乾道四年（）春夏之交，闽北建阳、崇安、浦城一带灾情十分严重，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崇安知县邀请正在家乡五夫村赡养老母的朱熹等人商议救灾赈粜之策。朱熹积极出谋划策，在动员豪绅富户拿出家中存粮以平价赈济灾民的同时，又向官府借了常平米石赈贷饥民。这些借贷的米，当时规定在冬天归还，收息20%，小歉时利息减半，大饥时全免。这样使当地百姓暂时度过了大灾之年。第二年，正在家为母亲守制的朱熹，为了彻底解决百姓的生计问题，在前次赈济经验的基础上，又上书官府，请求在五夫建仓，得到了官府支持。
五夫社仓竣工之后，朱熹举荐里中德高望重的四位老乡共同管理，制订了《五夫仓规》，并取得了福州知府的大力支持。五夫社仓用于储藏粮食，粮食的来源是劝捐或募捐，存丰补欠。粮食的周转则是借贷的形式，一般春放秋收，利息为十分之二。很快仓廒贮存盈满。从此，春夏青黄不接之时赈放，冬秋偿清存放，成为民办的赈灾实体，百姓深受其益。
五夫社仓取得显著的成效，建宁府争相仿效，建阳长滩、大阐社仓也相继建立；光泽、建宁、顺昌等地也先后建仓存储粮食。明嘉靖《建宁府志》载：“社仓，前贤创之，后人因之，皆惠*也。”
五夫社仓建成十年后，朱熹正在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任上，因浙东逢荒年，饥民遍野，就向宋孝宗献策救灾。他列举在崇安五夫创办社仓之利，痛陈官仓之弊。孝宗褒奖他敢于直言，立即派他回浙东赶办救荒大事。朱熹不负上望，当年尽缓灾情，使饥民无断炊之忧，灾民深深体会到受救助的暖意。为了进一步办好社仓，朱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了一个《社仓事目》，于淳熙八年（）呈请孝宗批准推广各地。后来人们把《社仓事目》连同五夫社仓经营管理办法统称为“朱子社仓法”。从此，朱子社仓法逐渐成为一个以实物形式施行的社会保障制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被后人誉为“先儒经济盛迹”。
苏轼捐建安乐坊疗疾
在宋代，著名的*治家、文学家苏轼曾在杭州搞过一次募捐，成功地救治了百姓的疫病，挽救了许多生命，使当地百姓倍感温暖。元祐四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再次任杭州知府。刚一到任，就碰到了百年不遇的瘟疫大流行。杭州城里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求医问药的穷苦百姓。而城里竟然还有药铺囤积居奇、抬高药价、大发瘟疫财。
面对病疫和不良药商的黑心作为，苏轼十分清醒，他从这次灾害的严重程度中，感到杭州为“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医院，掌控在自己的手里，或许会好些。医院需要大量的资金，怎么办？他同属下商量后，决定采取募捐的办法。苏轼首先从府库里拿出两千贯平时省下的办公经费作为基金，同时号召城里的有钱人捐款，又募集了一部分；可是还有缺口，苏轼回家后，把情况同夫人一说，夫人认为人命关天，百姓的安危是大事，她大力支持，带头卖掉陪嫁的首饰参加募捐，苏轼又将自己积蓄的五十两黄金也捐了出来。
总算把资金募集起来了，苏轼招聘了一部分医护人员，在杭州众安桥旁边找到了一处官家的院子，办了一所名叫“安乐坊”的医院。据说，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医院”。医院建成后，苏轼立即派官员和医生分赴各处救治病人，同时免费发放食品、药品，给百姓送去了温暖。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做饘粥、药饵，遣吏挟医，分方治病，活者甚众。”
安乐坊在苏轼的经管下，聘用僧人做掌管，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即便苏轼离任后，安乐坊依然办得很红火。宋徽宗崇宁二年（），安乐坊改名为安济坊。据《宋会要辑稿》载：“崇宁二年五月，两浙转运司上奏：苏轼知杭州日，城中有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与紫衣。乞自今管干病坊僧，三年满所医之数，赐紫衣及祀部牒各一道。从之，乃改为安济坊。”就是说，当时的两浙官府对苏轼的做法很是赞赏，上奏宋徽宗对安乐坊的医生给予赐紫衣的嘉奖，紫衣当时代表官服，认可了医生的官员身份，并改名为安济坊。
后来，苏轼被贬惠州时,接到广州太守王敏仲来信,说广州疫症流行,死人无数,请苏轼帮助想办法解决。苏轼毫不保留地把自己在杭州办药坊治病救人的经验介绍给他，于是广州也照苏轼的办法，众筹办起了安乐坊，救活了不少百姓。
来源南都晨报
编辑周章龙
编审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