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与矛盾
虽然是纪录片，但《城市梦》却使用了电影的双线叙事手法。一开篇，就把双方对立的调子给定了。
主角王天成来自河南农村，70岁，身患脑梗，带着一家五口来到武汉，做些小零售生意谋生，已经整整十四年了。
王家人一直在马路上占道经营，水电房租都不用交。城管经过测算，认为这个摊位一个月能产生两三万净利润，租个店铺理论上没有问题，又影响城市发展大计，按照法律，“钉子”必须要拔除。
但中国人不光讲法，也讲情。讲情，好像就有些说不过去。
王家一家不幸，王天成有慢性病，妻子患癌晚期，儿子打工丢了右手，儿媳也要干活养家。最重要的是，孙女王展萍刚上初中，成绩优异，是全家人的希望。
就算离开武汉，无处可依。临近结尾，王天成儿子儿媳回到河南农村老家，推开院门，祖屋颓败，墙壁开裂，摇摇欲坠，庭院中杂草长成了树，人都穿不过去。等于没有家了。
怎么办？
城管们了解情况，却也无奈，因为占道经营问题必须解决。再说，对于王天成一家的处理，周边商贩都看在眼里，如果这根“钉子”拔不掉，整个清理计划也就都无从推进。
对于城管的纠结，王家人心知肚明，应对的战略，就是一手打，一手谈。
王天成撒泼打滚，睡马路干扰交通，甚至干脆上手扇城管的脸。城管就连安安静静坐在一边统计销量也不行，王天成以“侵犯隐私”、“针对我这个老头子”为名，大发脾气，将执法记录本也给抢过来撕了。
城管恼火，却又要讲究文明执法。只能上盾牌、上人墙，把老爷子围在中间。
“像个老母鸡一样保护着我们。”王兆阳对着镜头如此评价父亲。
影片开始不到10分钟，城管局工作人员发出一句感慨：“他们（摊贩）是生活的弱者，我们（城管）是工作的弱者，没有办法”。
城管难，王家也难。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成了萦绕全片的悬念。
导演陈为军的风格
根据公开资料，年，导演陈为军从四川大学新闻系毕业，随后在武汉电视台工作。年，开始从事纪录片创作。但直到年，才因表现河南“血祸”题材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着活》为众人所知。
频率上，陈为军算得上“高产”，几乎以每隔1-4年的频率推出新片。年，探讨小学生选举的《请为我投票》入围了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单元；随后，年聚焦于贫困和教育问题的《出路》以及年纪录妇产科的《生门》，都在豆瓣上获得了接近满分的评价。
纵观这些影片，能够明显观察到一个趋势：随着时间推移，导演知名度越来越大，可调动的资源越来越多，画面也越发精致。另一边，在故事叙述和节奏上，导演的技法也随之不断精进。
《好死不如赖活着》中，或许是因为主角马深义一家几乎人人患有艾滋病，邻居唯恐避之不及，片中缺乏人际上的来往交互。为了填充内容，拍摄者和马家人之间进行了许多问答。这种手法并谈不上高明——纪录片拍摄重在客观，导演不宜介入过多被拍摄者的生活。
年的《请为我投票》讲的是三个小学生参选班长的事件，有“谁最终能当选”的天然悬念。三条线交织推进，形式上更加趋近于电影，娱乐性强了不少；
年《世界最大的中国餐馆》大约是因为BBC参与出品，受众主要是西方人的缘故，名义上是在拍餐馆，但用意却是在表现中国婚丧嫁娶的文化。因为素材的选取上缺乏逻辑，“猎奇”、“他者”视角等批评声音居多，被不少纪录片爱好者评价为“有失水准”；
年的《出路》和年的《生门》是引发讨论度最高的两部，前者讲教育和阶级，后者谈生死，都触及了大众心理最敏感的点。《生门》反响尤其巨大，还在年被进一步开发成了剧集形式。
《生门》剧照
从中不难看出，在陈为军的早期作品中，其总是不由自主地介入到生活中，体现更多的是记者思维，越到后来，导演本身就愈发克制，参与感越发弱，只是静静等待被拍摄者自己的行动。而在《城市梦》中，旁白和解说词几乎已经消失不见，完全是通过白描式的镜头语言来推进故事。
除了双线叙事，《城市梦》中对三幕剧节奏的运用近乎炉火纯青，在双方对峙的高潮处，还会用大鼓配音，选景上突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感。这是典型的商业电影表现手法。
事实上，《城市梦》的发行，原本并不在陈为军的计划内。早在年拍完《请为我投票》之后，陈为军就有退出的想法，但理想未竟，还是接着拍了几年。年《生门》上映后，他也曾多次向外界表示，这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
但彼时《城市梦》的素材已经积累完毕，总不能半途而废，因此在制片人支持下，团队又进行了数年的后期工作，这部影片终于在今年得以面世。
首映后，陈为军通过视频在线的方式与观众进行告别，表示因为身体原因，《城市梦》将是他最后的收官之作：
“我的大部分作品拍摄的是武汉人，讲的是武汉的故事。喜欢我片子的朋友，就在此别过了，谢谢大家。”
票房和发展
8月28日，《城市梦》正式上映了。上映首日，这部电影只拿了50万出头票房，排片占比仅有区区0.1%。
如今，不到一周过去，这部电影在各个APP的排片榜上几乎找不到身影。打开票务软件查询，每个城市只有两三所影院放映，且都只排了一场。如今，《城市梦》的累计票房在万，进一步上涨的空间已然不高。
纪录片是实际生活的切片，展现的多是人与环境、生活的交互场景，戏剧性往往不强，娱乐性更是缺乏，因此票房天花板明显：除了《二十二》等少数在题材上恰巧击中了全民共同记忆的片子冲击了亿元级别，其余大部分都仅在百万，甚至数十万级别。
票房天花板低，投入却并不菲。虽然对演员卡司，光影音效等方面要求不高，但最大的投入，就是主创团队的时间。
纪录片没有写好的剧本，一切只能等待生活自然发生，否则就违背了其本来意义。而寻常人的生活中，大部分时间本就缺少波澜，因此只能堆时间，常年跟踪拍摄。在积累足够素材后，再慢慢从中挑选出精华，组织逻辑。
告别视频中，陈为军就表示，这部影片其实早已拍完。无奈素材太多，工程量巨大，实在没有信心完成。但好在支持者众多，在整整四年的剪辑后期制作后，影片才终于得以面世。
背靠武汉电视台，因《出路》《生门》等片声名鹊起，陈为军本人想必已经不会再为经费问题而发愁。但纪录片行业整体的困境，依然是个问题。
一名制片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国内的纪录片拍摄主要分为三种。一是*府相关部门主导的项目，题材多以历史、人文为主，或与各地旅游景点配套的宣传片。这些项目通常经费充足，只需按部就班完成相关单位下达的任务即可；
二是电视台、影视公司、互联网平台等机构自制或委托生产的纪录片。因为有一定预算，导演的生存状态相对也较理想，但在创作自由度上会受到诸多限制，不便实现自己的想法和追求。
倘若想要在完成任务之外照顾到自己的追求，就只能脱离团队，自行主导项目。许多画质、拍摄较为粗糙的地下独立纪录片都是这种产物。近年来，以徐童的《麦收》《算命》《老唐头》的“游民三部曲”最为知名。但这种路子看似自由，却很容易陷入另一种窠臼：购买方多是海外片商，因此需要优先满足的是海外观众对中国的猎奇心态，意识形态也被后者左右，需要不断从底层挖掘素材来获得国外片商资金。
其实还有自然纪录片。但因为所需要的资金投入十分巨大，对拍摄技巧和经验的要求相当之高，且投入产出完全不成比例，目前国内少有团队涉足。即便放眼全球，自然纪录片领域也处于BBC一家独大的局面。
“最主要还是缺钱。像BBC那种，太奢侈了，我们也就只能看看。”这名制片人直言。
万事开头难。因为市场前景不明，倘若没有*府或公司扶持，独立纪录片在立项之初，资方多持观望心态，因此，几乎每个独立纪录片的导演都有因现金流短缺而被迫借钱、贷款、甚至抵押房产的经历。在一次媒体采访中，《二十二》导演郭柯也曾表示，拍摄过程中资金短缺是常事。
如何在题材上兼顾社会议题和情绪，并在资金上构建一个健康的循环，业内一直缺乏一个完善的机制。
虽然不像商业电影、电视剧一般容易引发大众讨论，但一部好的纪录片带来的社会效用也不容忽视：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