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大家好，这里是百度APP百家号《超级对线》直播节目。大家都知道，宋朝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出现了很多发明创造，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工业革命并没有出现在中国，这也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而在宋之后，更是连发明创造都急剧减少。但近几十年，中国出现了发达的科技产业。
那么，在发明创造和科技领域，中国之前做错了什么，这些年又做对了什么，未来会如何？
就上述问题，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专家来共同探讨，一位是著名经济学家、香港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陈志武老师，另一位是资深的媒体人，前《南风窗》执行主编、世界灵敏度创始人赵灵敏女士。请陈老师先开始：
陈志武：谢谢！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做这个分享。是的，从战国时期到宋代，中国的发明创造不少，反映了我们祖先的智慧。但也带出一些问题：
一是以前的发明很多，但没有转换成提升生产力、改善人们生活的生产技术，也没有因此给中国带来技术革命，连印刷术和火药、火炮这些东西虽然在中国发明，都是等这些技术在中世纪后期传到欧洲之后，由欧洲人将其发扬光大，成为改变世界的技术，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之谜”；
二是为什么在宋代以后，连发明创造也停顿下来，不再像以前的朝代时期产生那么多发明，连我们时常谈到的“四大发明”都是在宋代或更早时期发生的？
三是为什么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终于给中国带来科技腾飞，让中国也加入引领世界科技发展的少数国家队列？
为这些问题找到答案，对今天和今后的持续发展都很重要，背后的经验和教训一旦搞清楚了，就可以帮助我们避免今后犯错误，尽最大可能把科技发展之路维护好。
就第一个问题，我们应该看到，之所以发明创造没有转变成提升生产能力的具体技术，没有开拓出产品市场，是因为中间缺了把发明转变成产品的企业家或商人；企业家和商人是追求利润的，按理说，只要新的发明能带来巨大商业应用、产生巨大商业利润，有钱赚，就应该有聪明的的商人去抓住机会，去充分利用的。
可是，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社会环境、社会文化、体制与*策安排是否允许私人去创业赚钱，是否鼓励并保护商人去创业？如果社会认为商业利润不道德，认为商人的利润诉求是邪恶的，并排挤商人，那就没人敢去把发明转变成发财致富的机会，或者就只能偷偷摸摸地去做。
这些年我之所以从儒家文化看待科技发展和中国其它方面的社会变迁，是因为儒家文化不只是一个文化体系，也更是一个经济体制，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制度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而是以宗族为中心的儒家经济。
孔子像；
儒家体制的特点之一在于主张以“义”“礼”规范人际经济关系，实现人际资源共享和风险互助，而不是基于货币化的市场交易，不是由追求利润的商人来主导并实现人际资源共享与风险分摊，不愿意通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冷冰冰市场交易实现互通有无，由此也延伸出对商人和商业的排斥甚至敌意，即所谓的“抑商文化”。
孔子本人一生中都拒绝碰钱，他觉得钱是那么肮脏，赚钱是非常卑鄙的事情。由“义礼”延伸出的儒家产权制度很简单，财产不是个人所有，而是家庭所有（集体所有），家里最年长的男性长辈是实际掌控家庭家族资产的人，而所有家庭成员的收入都由各家庭成员共同享有，由男性长辈具体安排、分配这些收入；这些财产关系、收入分配关系和成员间的责任与义务关系都由“三纲五常”名分等级秩序及相关儒家伦理规则确定，完全不能由基于自由选择的市场交易关系确定。
所以，儒家经济体制不承认商人和商业的道德正面性，更不会鼓励商人去创业、去把发明创造转变成能带来高额利润的技术，商业利润的道德不正当性当然使私人缺乏激励去做那样的事情。同时，个人创业的收入都只能在四世同堂的家庭成员间共同分享、平均分配，这也造成很多搭便车，使个人缺乏大干特干的激励，“大锅饭”之下没兴趣苦干巧干。这是“李约瑟之谜”背后的重要原因。
儒家体制的特点之二在于儒家选择了追求稳定、追求抗风险，而不是追求“增长”或生产力的最大化。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中国最多时有多个王国，相互之间战争不断，民众整天面对暴力威胁，暴力风险之下难有安全感，民不聊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孔子选择“稳定优先”，而不是“增长优先”；首先追求生活稳定，而不强调提升生产力、增加收入。
孔子讲，“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他的核心逻辑就在此，物质产出少一些，没有关系，但缺乏安全感、整天担心战乱风险和灾害风险，担忧生老病死，那才是问题所在。
在现代金融投资理论中，我们强调要用“回报”和“风险”两个维度来评估投资选择，有的人不怕风险、只看重回报，所以他们会选择高回报与高风险的投资；而另一些人厌恶风险、不愿冒险，不在意回报的高低，所以，他们以稳定第一，选择安全度高但回报低的投资。
按照这个框架理解，孔子就选择后一种，不在乎回报（即增长），只在乎把每个人死死地固定在名分等级秩序里，使人际互助交换没有不确定性，每个人只有服从义务，给社会带来整体安全感。
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跟西方社会从中世纪后期商业革命带来的偏好追求“增长”是异曲同工，当然，西方早早地就追求“增长”，使工业革命在那里发生。但那与孔孟追求“稳定”、放弃“增长是相反的。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处世哲学，也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定位。
在孔孟看来，发展才不重要，更不是硬道理；追求稳定，改善大家应对风险的能力，才是更重要或者说唯一重要的事情。所以，即使有了发明创造，也不一定有人去利用发明去提升生产力、增长收入。
“李约瑟之谜”讲到的是中国人为什么不把这些发明变为提升物质生产能力的技术？而在儒家看来，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孔子儒家根本不在意收入是否增长，而更在意降低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评价儒家文化的贡献的指标不应该是“是否有增长“、”生产力是否有提升“，亦即当李约瑟以”是否带来工业革命“来评估儒家的贡献时，从一开始就对儒家不利，答案肯定会是负面的，因为儒家从一开始就不以此为出发点；而应该以儒家是否真的”使人们应对风险的能力更强、生活更安全、社会更稳定“来评判儒家的贡献，那样做才是公平的。
从实证角度看，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中国知识分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