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是文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近代以来，天朝用了年时间追上了西方年的进展，于是我们开始了对科技的崇拜，认为科学无懈可击。而实际上，科学没有那么完美，只是文明发展步步试错迭代的结果。
并不是某项科学技术的出现，引起了社会性的变革；恰好相反，是文明在*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有了长足的进步，才有了科学技术的变革。
就拿我们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来举例。严格地说，“四大发明”这个词并不是咱们自古以来就有的叫法，而是二战的时候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考察时候提出的。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我们先来看看鲁迅先生对李约瑟难题的回答，在《电的利弊》中，鲁迅写道：
“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
再来看看四大发明在国外起到的作用。马克思认为：
“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现在，我们姑且来回答下李约瑟难题。我们虽然有一手好牌，最后却打得稀烂，因为我们并没有推动“四大发明”等科学技术落地的思想、经济、文化、*治基础。而西方有这些土壤。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死肥宅最先搞到女神的独家照片，最后女神却被另外一个能说会聊的男人搞到手了，你说这奇怪么？不奇怪。
是的，从0到1的创新并不难，难的还是从1到N。技术是文明发展的结果，“四大发明”确实是天朝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晶，西方文明到了一定程度也会产生类似“四大发明”的技术革新。
其实科学技术并不存在“颠覆式创新”，大多还是劳动人民一代又一代“微创新”的结果。那为什么我们会把造纸术归功于蔡伦、把电灯归功于爱迪生、把万有引力归功于牛顿？
这些人并不是原创者，而我们只会记住他们。因为我们习惯标签化，我们只能记住那些对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作出突出贡献的人。
尽管纸在西汉就出现了，但蔡伦改进的造纸术才大大降低成本，在全世界迅速推广；尽管在爱迪生之前，电灯已经出现，但爱迪生的经营头脑非凡，自己整出来的电灯占领了市场。
同理，“发现”万有引力的牛顿、创立“相对论”的爱因斯坦以及“发明”蒸汽机的瓦特也是如此。现实就这么残酷，历史只能记住那些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人，更多的垫脚石即便再呕心沥血也只得湮没无闻。
所以不得不说“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个伟大的创举，讴歌的不是单个人而是人民！
好，扯远了，说回四大发明。为什么说四大发明实际上只有“两个半”？火药和造纸术没得说，确实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印刷术只能算半个，司南（指南针）就基本上没用了。
先说印刷术。我们历史课本上说：北宋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比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的铅活字印刷术早约年。然后，国内绝大部分印刷品还是雕版印刷，世界范围内普遍使用的还是古腾堡的铅活字印刷。
是的，科学技术不能真正推广使用，再早也是白搭。汉字几万个要做成活字模型成本实在是高得吓人，而使用字母文字的西方优势马上就突显了，顶多一两百个活字就够用了。
所以，天朝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因为无法市场化，只能算半个发明。
再说司南（指南针）。关于司南的模型和样子，教科书上都有，就是光滑的托盘上方一个磁石磨成的汤勺。实际上，这只是后人的意淫，那勺子根本不会动，更别说“司南”了。
我们到目前还从没有出土司南的实物。年，郭沫若准备带司南去苏联访问，可惜大费周折下来，那个司南也不“司南”。原因很简单：磁石汤勺产生的磁力太小了，根本无法指南。
既然司南不指南，那就不算是个有效的发明。那为啥古籍里有“司南”这个记录？有人认为《韩非子》《论衡》里面提到的“司南”其实是指的北斗七星，并不是一个实物工具。
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也并不会因为四大发明变成“两个半”就备受打击，实事求是才是自尊心的根源。所以，国家文物局在年重新定义了新的四大发明：丝绸、青铜、瓷器、造纸印刷术。
我们是热爱和平的民族，火药什么的就不必强调了，大家知道就行。不管是传统“两个半”四大发明也好，还是新的四大发明也罢，要推广使用并且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实质性改变，才是好的发明。
如今，中华文明正在强势复兴，我们也正在孕育催生科学技术的土壤，而这一次我们的发明创造将不再脱离实际，这样的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才是值得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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