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期
头条：大运河：支撑河南文化繁荣发展的源泉
吕佩义
二条：话说
据史学家考证，中国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规模最大的运河，是世界运河史上的一大奇迹。而河南大运河是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和重要的现实价值，是建设中国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支撑。
首先，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治水社会”。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古代社会就是一个“治水社会”。水利兴衰对于农业经济发展和国家*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治水有两种形式：一是利用自然江河，二是开挖运河。因此，开凿运河是治水社会的自然结果。
其次，中国的地势特点和河流走向促使大运河的开凿。中国的地势总体上西高东低，河流大多呈东西走向，这种格局为东西向的水路交通运输带来了很大便利，却给南北之间水上交通往来带来不便。南北之间的人员和物资往来，只能有两种选择：一是通过陆路长途跋涉，然后分段跨过江、河。二是通过海上来沟通大江、大河。但这样的话，不仅路途遥远，又十分危险。而黄河、淮河、钱塘江等水系有序地排列在中国中东部地区，相互之间的距离并不太远，为南北之间人工运河的开凿提供了天然便利的条件。
再次，古代水路运输比陆路运输有更大的优越性。古代交通运输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陆路，另一种是水路。无论是经由自然河流，或是经过运河，水路交通运输不仅运量大、运速快，而且运费省，安全性高，比陆路交通运输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当封建国家要大批量、长距离运输货物的时候，以运河为主的水路运输就成为首选的交通形式。
最后，维系国家*权的内在需要。东西走向的江河在客观上成为*治统一的障碍，极容易造成划江而治、南北对立的局面。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民族成分复杂，要将如此庞大的国土连接成为一体并进行有效的统治和管理，需要发达的交通系统作为支撑，而在各方面都具有优越性并适合我国地理和水利基本特征的大运河就成为古代交通的首选方式。因此，开凿大运河是加强*治统治的需要。
河南大运河作为重要的交通纽带和经济命脉，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与封建王朝的兴衰变迁休戚相关。
隋炀帝在公元至年间，相继开凿了四段运河，实现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与钱塘江五大河流的连通，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创举，隋炀帝也因而留下历史功绩。
从此以后，中国南方经济发展水平超越了北方，出现了*治中心与经济重心截然分离的局面。*治中心仍在北方，经济重心却转移到了南方地区，国家粮食和赋税的80—90%来源于南方地区，而此时的大运河对于转运南方的粮食和物资就显得尤为重要。大运河已经由一条普通的水上交通通道，变成为封建帝国的命脉之河。
唐代后期，为了保障汴河运输的通畅，曾经派10万重兵专门驻守在汴州，基本上保证了唐后期大运河的通畅。唐后期之所以能苟延残喘，维持多年之久的国家统治，与大运河源源不断地为北方的长安输送粮食和物资休戚相关，可见大运河真正成为唐王朝的命脉之河。
继唐王朝之后，从大运河受益最大的就是宋朝。北宋建都开封，南宋建都杭州，这都与大运河密切相关。
在隋唐时期，开封只是一个一般的州治。唐代以后，开封发展成为全国的都城，创造了城市发展的奇迹。开封成为北宋的都城后，城市人口迅速增加，从最初的万达到万左右，如此大规模人口的生存离不开大运河的给养。根据史料记载，北宋时期从大运河运到开封的粮食一般都维持在每年万石左右，相当于今天的16万多吨，这种运河运输粮食的规模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为了完成巨大的运输量，北宋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大运河漕运制度，即专门通过大运河水路运输粮食和物资的制度。首先，设立漕运管理机构。中央设置发运司，主管漕运，并特别设立了负责江浙一带漕粮运输的东南六路发运司。其次，组建纲船队伍。由国家出资，打造了0艘左右的漕船，常年在大运河上来往运输粮食和物资。同时，为了保证运输过程中的安全，每纲还派遣三名人员随船进京，一路进行监察，称为“押纲”。第三，规定漕运的数额。宋朝初期疏浚了汴河、广济河和惠民河，以通京城的漕运，并规定了每年上供的数额。标准是：汴河每年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汴河负责运输东南六路的漕粮，一条汴河抵10条五丈河、10条惠民河。所以，京城百万大众的粮食和物资供应基本上完全依赖汴河。
以上这三项举措，还必需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即大运河的通畅。所以，与漕运管理制度相配套，北宋为保证运河的通畅还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清淤，即对运河，主要是连接黄河与淮河的汴河清淤。二是护岸，即在雨季派士兵在运河上巡逻，以防决堤，保运河畅通。
北宋末年，曾在开封游学并做过宋徽宗翰林书画院皇家画师的张择端，选择清明节这个开封最有特色的时间，抓住了大运河这个最为重要的线索，描绘了北宋宋徽宗宣和年间（～年）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关于大运河的千古名画《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北宋都城开封城市的繁华情景。
开封城市的繁荣只是宋代经济发展、文化发达的一个窗口。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评价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两宋文化之所以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大运河带来的便利的水路交通条件是居功至伟的。
大运河是促进沿岸城市繁荣的源泉。河南大运河带动了洛阳、开封等沿岸城市的经济，促进了沿岸城市的繁荣发展。运河的开通使得大量的南方物资通过水路汇集于洛阳，云集洛阳的丝路胡商不仅带来西域特产，也将大量的南方物资以及洛阳本地的特产转输至西域等地。由此，洛阳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国际都市。开封是典型的借助大运河便利的交通而兴起的城市，运河所带来的商贸集聚促成了开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大运河是加强南北文化交流的通道。中国早期主要有两大文明体系：一个是黄河流域文明，一个是长江流域文明。在大运河开通以前，这两大文明之间相对独立发展，相互的交流并不多。大运河开通后，就大大便利了这两大文明之间的交流。交流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和平时期的自然交流，一种是动乱时期的人员迁徙。其中，尤以动乱时期人员迁徙的影响最大。在历次动乱中，都有大量的北人南迁，而南迁的路线一般都是沿着大运河，迁移到相对和平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甚至更南的福建、两广等地，或者到了东南亚，甚至欧洲、非洲等地。随着北人南迁，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经验、先进文化、生活习俗等也都自然传播到了南方。另外，大运河还是对外交流的主要通道，曾经发挥了连接中国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使中国长期保持对外开放交流的宽阔胸襟。
河南大运河曾经见证了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细节，是中国先民智慧的结晶、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河南大运河奠定了中国大运河的发展基础，实现了大运河发展史上的首次大规模水系连通，促进了运河沿岸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孕育了运河沿线的古都文明，维系了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对于促进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河南大运河文化带植根于华夏文明的沃土，是中国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具有鲜明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现实文化意义。
隋唐大运河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中国主要水系的贯通，为后来中国大运河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隋唐大运河加强了南北方的地域联系，对于维系中国古代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具有突出意义，对于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唐宋文化高峰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隋唐运河文化是整个中国运河文化的重要根脉。
隋唐大运河曾经带动了沿线城市的发展，对于交通枢纽的形成、经贸物资的集散、城市的建设和文化的交流均产生了重要影响。隋唐大运河缔造了以洛阳与开封为代表的古都文化，推动了中国古都文化的发展，是运河古都文化的重要奠基者。河南大运河文化带与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重合，对于传承和发扬华夏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河南大运河文化带是连接“一带一路”、中原城市群和郑州航空港经济实验区三大国家战略的重要纽带，具有其他地区大运河文化带所不具备的战略优势和现实意义。河南大运河文化带不仅是一条“文化带”，更是国家战略交织带，对于文化、生态、经济的互动发展具有突出意义。
河南大运河文化带既是历史文化的传承带，也是现实文化的创新带。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和河南建设文化强省的征途中，河南大运河文化带无疑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将会释放出更多、更大的文化力量。
吕佩义，笔名吴风，资深媒体人，曾在地方媒体和中央媒体工作20余年。现供职于某央企。爱交友，爱品酒，喜收藏。座右铭：做人讲厚道，做事讲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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