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革新:早期中国共产*人的体育实践及理论探索
摘要:对早期中国共产*人的体育实践及理论探索进行梳理与分析，旨在研究早期中国共产*人对民族解放与体育教育的实践意义与历史贡献，探讨红色体育的思想教育启蒙和文化创新实践。研究表明，早期中国共产*人不仅进行了丰富多样的体育实践活动，还留下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著述，为中国共产*领导下的体育事业留下了宝贵的革命传统和奋斗精神，为中国革命史、体育史和教育史抒写了精彩的篇章。
关键词:早期中国共产*人；体育实践；理论探索；红色体育
近代体育文化的变革是与中国革命进程息息相关的，无论是西方体育的引入，还是传统武术的推广，莫不如此；而以救亡图存、民族解放、人类进步为己任的中国共产*人也深受其影响。中国共产*人早期体育思想的发展，也体现了与各种社会思潮交锋碰撞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进程。在此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领导下的中国特色体育事业的发展道路开始萌芽。新的体育思想文化的传播，促使之后的革命根据地的红色体育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为新中国体育提供了发展思路和模式，也为当代中国体育的腾飞奠定了思想基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其中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成为*的“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学习和借鉴革命战争时期*领导体育实践的宝贵经验，对我国实现体育强国战略，开创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价值。众多中共*史人物事迹材料的整理，以及对一些共产*人早期社会活动的专题研究，为探讨早期中国共产*人的体育实践和历史贡献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鉴于此，面向新时代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新形势，追溯早期中国共产*人的红色体育思想启蒙和文化创新实践，汲取中国体育发展历程中的宝贵经验和中国红色体育精神的思想财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旨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01
早期中国共产*人的体育实践活动
1.自发的健身娱乐
俄国十月革命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曙光，五四运动前后，这些革命先驱开始逐渐接受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在这一时期，早期的中国共产*人大多数尚处于青年甚至少年阶段，健身和娱乐成为他们参加体育活动的自然动因。强身健体者多以传统的习武练拳为主，如贺龙、刘伯承、许世友、彭德怀、彭湃、刘伯坚、彭雪枫等。许世友将军早年拜师习武，气功、武功兼修，武学造诣已为世人所熟知。贺龙元帅少年时代也是习武练拳，酷爱体育，建国后成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刘伯承元帅早年习武强身，擅长长拳、八卦拳、棍棒等。还有红军早期高级将领刘伯坚，在早年求学期间，就很注意锻炼身体，每天鸡鸣即起，在山坡上刻苦练习气功和拳术，坚持不懈，练就了强健的体魄。近代以来西方体育的引进，也因其娱乐性和健身效果受到青年学生的喜爱。从诸多*史材料可以发现，早年共产*人参与的体育活动主要有足球、篮球、乒乓球、体操、田径、游泳、网球等。我*无线电台的创始人、后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李强在杭州南园的宗文中学就读时，就曾担任校足球队的中锋，还喜欢打网球、乒乓球、跑步，还参加了在西湖举行的划船比赛。其他如粟裕、陈潭秋、罗瑞卿、肖劲光、卢德铭、许光达等早期共产*人，也都是现代体育活动的参与者和热衷者。
2.自觉的体育锻炼
自觉的体育锻炼即是对体育有一定的理性认识并能够将之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这一方面，主要以毛泽东、蔡和森、柳直荀、胡梓、谭寿林等为代表。毛泽东早在年就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成为中国近代体育史上较早对体育进行系统论述的经典文献。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为了锻炼身体、磨砺意志，热衷于多项体育活动，徒步越野、击水畅游是必修的功课，此外，他还练体操、习拳术。在担任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及教育研究部部长时，积极倡导和组织开展游泳、球类活动，目的不仅在于丰富学生的课外活动，更强调锻炼健康和强壮的体魄，以求将来能致力于挽救国家的危亡、改造社会的贫弱。毛泽东的挚友蔡和森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依然刻苦自学，但也不间断身体和意志方面的锻炼，还拟定体育锻炼的详细时间表，有时和毛泽东等诸同志远行游历，既锻炼身体、陶冶情操，还作为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有效方法，为进行革命工作奠定了思想和身体基础。20世纪早期，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军国民主义的社会和教育思潮引入中国并逐渐推广开来，“体育救国论”在此基础上开始兴起。鄂东南根据地创始人胡梓早先也是“体育救国论”的拥护者，他于年考取东南大学教育科体育系，致力于体育专业的学习，试图通过体育达到强种卫国的目的。但在东南大学求学期间，与湖北同乡之中的进步青年阅读与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著作，逐步认识到只有民众真正觉悟并联合起来、走共产主义道路，才能挽救中国，遂毅然放弃“体育救国”的狭隘思想，加入中国共产*，投入到*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革命洪流。
3.进步学校及社团中的体育教育
近代体育传入中国，直接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各级文化教育单位，清末民初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学校教育的法令，大中小学校大都开设有体育课程。然而，那时各地体育课程的开设也并非没有阻碍。朱德元帅年轻时就曾担任四川仪陇县高等小学堂的体育教员，他所教授的体操课，因为身着短褂短裤，被旧势力诽谤为有伤风化，朱德愤而辞职，并写下了“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的诗句［8］。进步的社会组织和学生团体，也往往将体育锻炼列入具体活动内容。据中共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张昆弟年9月23日的日记记载，前一天他与毛泽东游泳后，至岳麓山蔡和森处，畅谈革命理想，“今日早起与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太阳浴。胸襟洞彻，旷然有远俗之概”。正是共同的理想和抱负，把这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团结在一起，并于年4月成立了湖南最早的倾向于社会主义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会员中还有何叔衡、罗章龙、李维汉、罗学瓒等。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杨昌济先生经常向会员讲解和传播中外各种社会思想，鼓励他们练就强健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积极参与正在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在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就读时期，曾发起组织了“步行会”，主要进行体育锻炼，促进道德修养，鼓励人们开展体育活动。广西早期*的领导人谭寿林在北京大学国文系就读时，发动爱好体育活动的同学，组织起北京大学体育促进会，还主动担任文牍股干事，开展丰富多样的体育活动。湖南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柳直荀18岁考入长沙雅礼大学预科后，坚持锻炼身体，被推举为体育会长。他经常向同学们宣传体育卫生知识，组织各种体育活动。为了开展体育活动，还不断与这所教会学校管理体育的美国人鲍费尔作斗争，揭露并阻止他贪婪克扣体育经费的行径；柳直荀也因此受到学生们的尊崇，又被推选为学生会会长。
4.革命斗争中的体育活动及作用
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早期共产*人也开展了与革命斗争紧密结合的体育活动。革命先烈阮啸仙曾担任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他将学员按照军事编制组成“农民自卫队模范连”，除了每天进行军事技术训练和*治理论教育外，还组织各种讨论会、技击团、园艺部，开展各种学习讨论、体育比赛、文娱表演等活动，用各种方式方法教育学员，为*培养了一批意志坚定、作风顽强的农民运动干部。从小爱好体育活动的广西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就是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中国共产*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李启汉在组织工人革命活动的过程中，将创办的工人半日学校改为工人游艺会，特别强调用文娱体育活动来活跃、振奋工人精神。由于担心新来的青年工人拘束，特别组织工人在室外草地上踢足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活跃了气氛。工人游艺会在宣传动员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不久就在游艺会的基础上，成立了纺织工会沪西支部，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重要阵地。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共产*人也以其坚韧顽强的精神、奋发昂扬的斗志适应着恶劣的斗争环境。年，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王若飞在包头组织领导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时，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狱中，王若飞始终从容抗争，坚信革命必将成功；因而非常注意锻炼身体，每天早晨用冷水擦身，并坚持做自编的“室内体操”，伸腿、弯腰、曲臂、转体，练到浑身出汗才肯罢休。有些难友对此不解，王若飞解释道，自己锻炼身体，为的是增加革命的本钱。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将领罗炳辉年轻时参加了蔡锷将军等领导的讨袁护国军，自律极严，常在夜间悄悄起床练功，练就了超人的膂力、精湛的武艺。正是有这样的基础，在任新四军第2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期间，要求每一个指战员必须熟练掌握射击、投弹、拼刺刀、劈刀等技术，尤其在练习劈刀时，还亲自做示范动作。由罗炳辉精心挑选、严格训练的大刀队，常常重创日寇，在战场上杀出了军威和国威。
5.女性体育的努力开拓
在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传统思想的禁锢长期约束和阻碍着女子体育运动的发展。随着西方近代先进思想与科学知识的引入，女性的主体观念和独立意识开始觉醒，对现代体育的接受是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中国共产*最早的女*员之一、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向警予，在家乡湖南溆浦县城西文昌阁小学读书时，各门功课成绩优秀，尤其是体操一项更为出色，曾经代表学校参加县运动会的体操表演。在被称为“女革命家的摇篮”的周南女校就读期间，向警予每天清早进行体育锻炼，还和同学一起，坚持练习拳术。毕业后，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担任了溆浦县立女校的校长，不仅招募具有真才实学和进步思想的教师，还积极提倡体育活动，定期举办运动会，并和教师一起谱写了《运动歌》:“运动，运动，运动乐！不怕天寒与地冻，各把精神来振作。肌肉强，血脉活；运动，运动，运动乐!”中国妇女运动另一位领导人、革命女杰蔡畅早在13岁时，就在母亲所办的湖南湘乡县“县立第二女校”扮演学生和教员的双重身份，而她所教的正是自己擅长的体育和音乐。由于蔡畅从小执意反对缠足，保住了双脚，聪颖活泼的她做起跑跳的示范动作轻盈自如。体育课上，蔡畅主要教学生体操、跳远、跳高、列队、跑步、跳绳等体育项目，使女校学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来蔡畅报考了周南女校音乐体育专修科，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担任附小的体育教员。这个时期，蔡畅有意识地将体育作为妇女形体解放和精神解放的方式，强调体育锻炼、增强体魄对于女性的特殊意义，这可谓是她探索妇女解放之路的最初实践。此外，还有一些女共产*员同样将体育与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展现出了中国女性的精神和力量。革命烈士陈铁军就读佛山季华小学时，不顾保守人士的反对，带头上体育课，争取女性平等的权利。华侨出身的抗战英雄李林在上海爱国女中读书时，就爱好体育，入*不久后参加军*训练班接受军训，她坚持体育锻炼，练就了强健的身体和豪迈的性格，成为英勇善战的抗日游击队队长。
02
早期中国共产*人的体育理论探索
1.中西方体育思想的初步融汇
近代中国社会风云激荡，民族危机加深，引进并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已经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普遍共识，早期共产*人也不例外。青年毛泽东所著《体育之研究》就受到德国近代哲学的影响，其思想的触发点是深受尼采“唯意志论”影响的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当然，不仅是意志作为自由性的概念对毛泽东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更在于其体育思想“与这种理论的彻底性和科学性有着重要关系”。当然，不能忽略的是《体育之研究》中体现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精髓，即所谓“体育者，养生之道也”“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而其自创的“六段运动”，分为坐势、立势、不定势，包括四肢屈伸、转体、按摩、第38卷第2期深呼吸等动作，更是颇类导引术、八段锦等传统养生的基本动作和套路。可见，试图真正融通中西方体育思想，揭示科学体育观，重塑国民之健康体质与文明精神，是青年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的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所在。
2.体育教育的改良与促进
对于学校体育和健康教育，早期中国共产*人也有清醒的认识和较为全面的阐释。老一辈革命家和教育家徐特立于年发表《法国小学状况》，推介法国小学重视体育活动的教育思想，主张给少年儿童以充分的自由活动。在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时，徐老对忽视学生身体健康而强迫学生死读书的旧式教育提出强烈批评，主张制订小学科目时把体操列为必修课程。青年领袖恽代英一生都关心和重视教育，积极倡导学校体育教育的改良，更突出强调体育对人性完善的重要性。对于当时体育教育存在的问题，恽代英尖锐地指出:“所谓体育，有些人因为迷信军国主义，提倡军法部勒(即组织约束)；有些人因为迷信义和团、同善社，提倡拳术静坐。然而究竟有真心认德育、体育是教育分内之事的很少很少”。而他在年发表的《学校体育之研究》，运用近代科学观点，对学校体育的目的、任务及对象等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并对“军国民体育”“选手体育”“静坐体育”等的弊病进行了有力抨击。对于学校体育教育改良的目标和方法，认为“吾意吾国学校之体育，断不可不研究改良。改良之法如何乎?曰:改片断的体育为系统的体育，改偏枯的体育为圆满的体育，改骤进的体育为渐进的体育，改枯燥的体育为有兴趣的体育是也”。恽代英对学校体育教育客观与科学的论述，在中国近现代学校体育教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在其教育著述中，较早从辩证发展的思想出发，倡导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针。他在其论著中指出:体育不但能够强健体魄、维护健康，还具有完善道德、增益智力、促进美育的功能；体育运动是造就健全人格的重要途径，而其最终目的是要为人类谋福利。
3.体育服务于中国革命实践和民族解放事业
近代中国迫于内困外侮，国家积贫积弱，有识之士积极寻求挽救危亡、强国富民之路，积极开启民智，争取独立民族。早期中国共产*人同样不仅将体育作为健全人格的手段，更将体育与国家前途、民族解放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创建人之一陈独秀先生早年组织发起“安徽爱国社”，并亲自起草章程，确定该社宗旨是“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陈独秀提倡尚武精神，也是认识到“中国的教育，自古以来，专门讲德育，智育也还稍稍讲究，惟有体育一门，从来没人提倡(射御虽是体育，但也没人说明)，以至全国人斯文委弱，奄奄无生气，也是国促种弱的一个原因”。而尚武与爱国相辅相成，是时代赋予体育的特殊要求。毛泽东也是忧于“国力苶弱，武风不正，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的现实状况，才潜心研究和倡导体育，而对于体育的功效，在《体育
之研究》中明确指出:“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恽代英作为早期青年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更是号召青年学生，以健康的体育活动改良颓靡的社会风俗，并将遭受压迫的工农群众团结组织起来，为中国革命作必要的准备。杨贤江则提出体育的目的不仅在于塑造强壮而健美的体格，还在于可以改造和服务社会。
03
结语
早期中国共产*人在探索民族解放和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在近代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下，结合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将体育与中国革命实践联系在一起。诸多共产*人不仅身体力行，积极倡导并参与体育锻炼，还能够将之与革命宣传、对敌斗争、军事训练相结合，将体育活动融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去；更为可贵的是，早期中国共产*人能够融汇中西方的思想文化，对体育进行理论总结，并形成于文献著述，凸显出体育的本质、功能及其意义，指出体育与社会改造、国家命运的关系，使人们能够切实地感受和理解体育的真正价值。中国红色体育是早期中国共产*人对中国特色体育道路的启蒙与革新，并逐渐将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交融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初阶段的产物。中国共产*人的红色体育精神在新民主主义体育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早期中国共产*人在体育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以开拓进取的精神不断创新体育发展方式，增强体育发展活力，体现了革命性、实践性、科学性、教育性，更好地满足特殊年代的需要，弘扬了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红色体育文化精神。体育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建设、道德建设的重要手段，发扬早期中国共产*人的红色体育精神，是推动我国体育事业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精神动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有力手段。总之，早期中国共产*人的体育活动和理论探索，为新中国体育留下了宝贵的革命传统和拼搏精神，为以后中国体育及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思想及实践基础。
文章来源：西安体育学院学报年第2期。
作者简介：闵瑞欣(—)，女，内蒙古包头人，西安体育学院学报编辑部助理编辑，硕士，研究方向为体育文化与健康科学。
编辑：融媒体刘永恒
审核：刘鹏
校对：融媒体刘书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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