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四大发明”的事情有点火，至于怎么火的，不用多说了，大家搜索一下“电子科技大学”、“郑文锋”就可以了。事情真相不复杂，一个不太讲究教学方法的老师，惹怒了一帮不愿学习，但极会构陷罗织的学生。那场史无前例，看来也并非后无来者啊！
闲话不多说，言归正传。朱言的专业是历史学，今天就给大家讲讲“四大发明”究竟是怎么回事。
“四大发明”首先是一个概念，是一个话语，是人建构起来的，就像“四大名著”、“四大美女”一样。当然，作为科技史中的实体，这几个科技突破是确实存在的，科学史家对其的归纳总结就是概念的建构。
首先，我要讲清一个事实。“四大发明”这个概念的提出者不是中国人，而是洋人，是去今有点远的古洋人！
年的时候，意大利地区的数学家卡丹（J.Candan，-）最早说过，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这三项发明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
后来，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年出版的《新工具》(TheNewOrganon)中，提及了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三种事物”：
认识到各种发现的力量、功用和影响应该对理解问题有帮助。这很明显地体现在三种事物上，这三种事物古代没有，虽然它们的起源相当晚近，但它们源自何方，我们并不清楚，而且也很少有人言及其来源。这三种事物就是印刷术，火药和航海罗盘。实际上，这三种事物在全球范围内改变了事情的面貌和状态。印刷术体现在文学上，火药体现在的战争上，航海罗盘体现在航海上。
但是，培根在这里并没有说“三大发明”，而只是说“三种事物”，也没有说它们源于何处，更没有说起源于中国。
再后来，伟大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在其《-年经济学手稿》一书中对于培根的观点进了继承和阐发，那就是在中文简体阅读世界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从16世纪的卡丹，到17世纪的培根，再到19世纪的马克思，欧洲学者一直在讲的都是三个事物：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彼时的中国呢？经历了大明、大清和悲催的晚清，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做什么呢？沉醉于农业文明的盛世与官僚体制的糜烂，科技在中国是没有地位的！
19世纪之后，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三大发明”（甚至加上纸的发明）都源于中国。譬如，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很多年的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就说过：
在宋朝又有毕昇发明活字印刷。由于通商的结果，这些发明也像以前纸和罗盘针的发明一样传到西方，为谷腾堡及其他欧洲的印工所采用，而在人类历史上创立了新纪元。
在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叶，在西方学术界主流中的概念仍然是“三大发明”，而且大多认为是来源于中国。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即得到中国学界和教育界的回应。处于民族危亡与弱势中的中国学人，更愿意接受这种唤醒古老辉煌的学术观念，这与晚清以来盛行的“西学中源”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之所以会把“四大发明”视为当然概念，则是与晚清民国至于共和国的中小学教育有密切关系，而这一切的起点则在民国教科书的编写。
早在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傅运森编纂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中就记载了“三大发明”，但对其起源的介绍多采信传说，缺乏科学依据：
中国技术有功世界者三事：一为罗盘。黄帝周公造指南车，为罗盘所自起。唐宋之世，海上贸易极盛，置市舶司于广杭诸州，华人航海日多，罗盘更为航海之用。二为印版术。三代文字，或刻字竹木，或写于缣帛，汉时始有纸，然抄录费工，得书不易，至五代而印版之术试行。三为火药。我国古来，以弓弩炮石，为射远之利器，宋时炮仗烟火火药之属始盛兴，并已用于战事。此三者旋皆输入欧洲，遂开欧美今日之文化。
从上述文字的描述风格看，基本信息是来源于欧洲学者所归纳的“三大发明”，而技术源流之缕述则是传统史书的大而概之风格。至于叙事心态依旧未脱“西学中源”之定式，依旧是“先前阔”的思维模式。
民国初年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涉及“三大发明”的相对较多，而在年代，涉及的反而很少。到了南京国民*府*权稳定之后，在民族主义教育方针指导下，官私中小学历史教科书都频繁出现“三大发明”的概念。
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此时期教科书编纂者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