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提起四大发明，都很骄傲，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对世界的四大贡献。
“四大发明”并不是中国人总结出来的，而是英国汉学家李约瑟。中国人很喜欢李约瑟这个总结，把它写进了教科书。
当然，李约瑟也不是原创，年，英国哲学家培根也曾在《新工具》一书中提到：“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
这种说法在当时欧洲学术界很普遍，一直到马克思时代，都还这么认为。马克思说过：“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到了李约瑟的时候，把造纸术也加进去，就成了四大发明了。其实造纸和印刷是一体的，而中国古代的造纸术，并没有发展成“造纸工业”，产量也很小。
李约瑟总结了“四大发明”，中国人很高兴，但是，这只是一个句子的上半句。真正有价值的是下半句：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这被称为是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自己回答不了这个难题，很多人试图回答，大家也不满意。
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四大发明”尽管也很重要，但是对却不是能催生现代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也许，人类还有一些别的发明，更重要，对“现代”的启示也更大。
我们可以举出一组“三大发明”：望远镜、显微镜、手术刀。
望远镜看到的星空
望远镜颠覆了先前那种认为人类处于宇宙中心的观点；
显微镜揭示了裸眼看不见的微生物；
手术刀让解剖学家对生理结构有了新的认识。
年，两位荷兰的镜片研磨师发明了可能最先出现的复合显微镜，那是一根管子，末端安上凸镜，顶端装了凹镜。年，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发明了真正的望远镜，到年，出现了真正的显微镜。手术刀的出现则更早一点，年，安德烈亚斯1维萨里出版《人体的构造》，里面提到了手术刀。
和古代的“四大发明”不同，这三大发明，都发生在“现代的前夜”。莱布兹·帕斯卡尔用望远镜看一下太空，说：“这些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让我害怕”。那是一个人类智慧突变的时代，这些发明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一切问题。
这三大发明，都是“科学工具”。它们一方面是工具，一方面又与科学联系起来。那是一个科学家开始崛起的时代，比如哥白尼，他不仅会维修望远镜，还是天文学家，更重要的，他还精通数学。
这些工具在当时还不完美，但正是这种不完美，让科学家和匠人一起改进它们，这反而催生了现代科技革命。
如果李约瑟充分认识到这三大发明的重要性，他就不会发出那么天真的疑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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