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热、西学东渐与历史的倒叙
作者：赵健舟
吉林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本硕博连读生
在历史步入近代之前，欧洲世界的知识分子对于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度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美好想象——这种艳羡可能来自于马克·波罗式笔法对财富积累的惊人描写，可能来自于经济学家对于稳定的农业社会与手工业生产的赞扬，可能来自于封建制度与君主专制下对于高效文官体系与富有哲学理性的*教分离的向往，或者，就如同培根所说的那样——“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来自于对东方建立在丰富实践经验基础上的技术发明的热爱。
“中国问题”，不同于近现代以来对中国衰落与再崛起的考量，在当时的语境下更多地是不满于自身环境的欧洲知识分子们借助中国元素来改造欧洲社会的命题。
不可否认，这种“中国热”，一方面来自于古代中国相比于欧洲社会的某些优越因素：统一的*府、开明的君主制度、稳定的文官体制、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的*治道德（因此尽可能远离了宗教的影响）、能够实现自给自足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对于技术发展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等等。
但另一方面，欧洲的知识分子们并非是站在中国的土地上观察这一切的利弊，而是站在他们自己的需求上，“东学西用”，试图影响本国历史进程。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对于东西方*体、气候与居民性格的对比分析，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这样的思维方式——东方的专制制度是“无法”的，因为君主在*治领域享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无限的权威。他的臣民们很难受到法律的保障，因为法律本身也就是君主的命令。而欧洲世界，君主制度则同法律、规则和权力限制联系到一起。君主不能任意、武断地行使他的权力，代议机关、法院总是能够通过某些途径防止王权的滥用。
然而，暂且不论东西方气候的炎热与寒冷是否对居民的性格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即便是古代中国，皇帝也生活在由“祖宗成法”、儒家伦理与庞大文官集团所构成的复杂网络之中，能够实现不受束缚的帝王寥寥可数。这种“西方存在法律而东方无法”的论断，显然不是为了有意贬低东方，而是为了营造资产阶级*治制度的气氛。他们眼中的东方，其*治、经济与文化技术，都是经过信息传递失真与价值立场折射多重过滤的东方，自然不能与历史真实画上等号。
欧洲人的“中国热”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上半叶——伴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业革命的相继发生，欧洲人在制度、文化上对东方的艳羡与崇拜逐渐简化为对东方奢侈品的消费追求，以及经济扩张的冲动。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