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美科技脱钩的负面影响深远
从国家的角度讲，我们是否可依赖内循环或者双循环来应对挑战，来渡过难关。
我们看一下数字。在中美相互征收惩罚性关税之后，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仍然高达35%。贸易依存度就是出口加进口除以GDP，35%仍然是世界上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起码是之一，起码是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除了小型经济以外，在大型经济中，中国仍然是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
这35%中20%是出口，15%是进口。占GDP20%的出口，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欧洲、日本。换句话说，我们的主要的贸易伙伴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果像发达的国家的出口市场遭受阻碍，我们能否用内需替代，我们能否用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替代？
我们可以看一下数字，年的统计数字表明，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6.5倍，美国的人均GDP是6.5万美元，中国的人均GDP是1万美元，是1万美元，一般我们把1万美元作为中等发达或者中等收入的一个标准、一个门槛，所以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中等发达或者中等收入国家这样一个范围。欧洲和日本的人均GDP是中国的4倍。
人均GDP是购买力的指标，由于在购买力上存在的巨大差距，我们对发达世界的出口很难由内需来替代。这都是数字。
那么发展中国家，它的人均GDP我们看一下，印尼大概只有美元，我们看一下印度，印度只有美元，仅仅是中国的1/5~1/2，所以不发达世界更不可能替代我们所失去的发达世界的出口市场。对于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中国要继续保持开放，最近中国和东盟10国以及日本、韩国签订了一个一揽子的贸易计划，叫做RCEP。这就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中国会继续保持开放。
如果和发达世界脱钩，不仅对中国经济的总需求会产生无法替代的负面冲击，负面的影响，脱钩对中国经济发展更大的伤害，是科技，是科技脱钩，这对中国经济会有更大的伤害。
恰恰是在我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工业化时代在传统的经济增长动能逐渐消失的时候，恰恰是在我们寻求新的增长点的时候，美国提出和中国的科技脱钩，这对我们的冲击对我们的影响是不可以低估的。在后工业化时代，我们不能再靠过去的消费拉动、外需拉动，投资拉动，所谓的三驾马车拉动，已经不可能再依靠传统的这种方式来保持经济的增长。
在后工业化时代，在存量市场上，企业要想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国家经济要想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只有依靠技术创新，而这个时代是信息的时代，是数字化的时代。
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如果如果中国和发达世界科技脱钩，对我们的影响是深远的。
2、科技创新只能依靠企业家，不能搞群众运动
和工业化时代不一样，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他们现在已经不再重视传统工业技术，他们愿意以低成本转让这些技术，而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这是他们不愿意转让的，是我们很难获取的，是我们很难获取的。
我们都知道芯片现在又有一股芯片的热，我一看到这种芯片热，我心里就紧张，这种芯片热会不会又像是过去的电动汽车热，过去的太阳能电池热？过去的教训已经太深刻了。
进行科技方面的创新，不能搞群众运动。科技的创新只能依靠企业，只能依靠企业家。
回到今天的话题上来讲，我们芯片设计的软件，芯片的制造设备，甚至芯片的生产工艺，我们现在都依赖海外。这些技术不是一天，不是投入资金就可以解决的，是要依靠企业持续的投资研发，经过长期的积累，才能够提高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中外的交流至关重要。
以软件开发为例，在核心的软件开发上，我们依赖海外的平台，我们依赖海外的生态，安卓系统、手机操作系统，这是谷歌控制的开发平台，虽然说是开源的，但是对会员有很多的限制。离开这样一个开发平台，会使中国手机操作系统的研发落后国际水平。你要想达到国际水平，必须在国际的生态中，才能够跟国际上保持同步。
中国自己搞一个开发平台，自己搞一个生态，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但是在平台经济中，平台越大，它的创新涌现越多，因为它的应用案例越多。平台的大小就像西湖和太平洋一样，它是有差别的。西湖里能产什么鱼，太平洋里能产什么鱼，这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这些国际的开发平台，我们千万不要低估它对于中国科技水平提高的作用。服务器操作系统，也是国际开发平台，阿帕奇联盟，我们要参与，要做贡献，要和国际上进行多样化的交流，才能够使中国的软件开发水平能够和国际上保持同步。
我们必须承认美国今天仍然是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第一重镇，这是事实。每年的诺奖得主美国是最多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数字化、信息化等等这些技术的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原型也都在美国，我们津津乐道的新四大发明其实并不是我们的发明，新四大发明仔细地去考察一下，我们全都可以在海外找到原型。比如说电子支付，支付宝确实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