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两个地方一直是让我们所称颂乐道和引以为自豪的，也是让我们一直以来深信不疑的，一个是我们是有年历史的四大文明古国，另外一个便是四大发明。
所谓年的历史，夏朝是没有文献资料来证明，把夏抛开，算来算去只有多年，这个目前已经差不多是共识。
四大发明的事情，也是这几天由（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因为有关创新的论文写不出来，挖了一个坑，然后举报了授课一个副教授，该大学所谓的师德委员会以师德为由对教授进行了严厉处分之后，全国有点文化知识的人看不下去了，一个个的扒出来，扒出一个“四大发明”的新衣。
（这里插一下，处分一般是指行*处分，行*处分法人主体应该而且必须是学校，而这次给郑教授处分的是“电子科技大学师德建设委员会”，以师德[]1号文件发出的，盖的公章是“电子科技大学*委教师工作部”，“*委教师工作部”只能给予*员身份的教师以*纪处理，而不能给予教师以行*处分，这就是所谓的“言不正，令不行”）
四大发明是指火药，我们制造了喜庆的鞭炮；指南针，是没有实物的，一把勺子和一个盘子是后来仿制的，我们可能有看风水的工具；活学印刷，一直用的是刻版印刷，活字印刷没有形成得到使用或者使用极少，造纸，是有的，当然也烧给先人。
清华大学研究科学空史的吴国盛教授作出说明：
“四大发明”这个说法从头到尾都是西方人发明的。弗兰西斯·培根最早提出三大发明的说法，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是对欧洲社会之影响无与伦比的三大发明，但他没有说它们来自中国。19世纪马克思再次高度赞扬这三大发明，也没有说它们来自中国。现在西方学界普遍认为，做中国人最早做出了这四大发明，但欧洲的三大发明是否来源于中国，或者受中国人的影响，未有定论。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在中国亦很少应用，因为汉字更适合雕版印刷。毕昇是否真有其人，也有争议。自然古腾堡并不知道有毕昇。
就是有关指南针，上海交大研究科学史的江晓原教授对此也有质疑：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江晓原教授：指南针存在的问题，这不在于要不要“争第一”，而是本身的存在就有问题。最初，我们说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这个说法的依据不是实物，而是文献记载。有文献记载说，在航海中用这种东西可以指明方向。
但是为了要把指南针的发明时间提前，就只能寻章摘句。先秦时代的文献记载说，将天然磁石做成勺子的模样放在一块平板上，可以指明方向，这就是司南。在小学课本上都有一幅图，我们国家也曾发行过邮票，用的也是这张图。实际上，这是经不起推敲的。
司南是什么样的，文献上有记载，但是谁也没见过。后来我们广泛使用和看到的这幅司南的图出自王振铎之手。王振铎在年以前就搞和考古有关的工作，与科技史也有点关系，比如复制古代的某些器物。年代王振铎曾发表一篇文章，说自己“复制”了一个司南，那张广泛使用的司南图就是他文章中的插图。但他的司南从来没有学者见过，他的同事们回忆中也不曾见过实物。
还有一个很不利的事例。郭沫若去苏联访问，希望带一个司南作为礼物，当时他就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钱临照院士去做司南，郭沫若、钱临照都知道是王振铎的，但不知为什么没有让王来做这个事情。后来，钱临照造不出来，因为天然磁石的磁力很弱，那一点磁力很难克服勺子和平板之间产生的静摩擦力。钱临照没办法，最后磁勺所用的并不是天然磁石，而是用电磁线圈为其充磁，才克服了摩擦力，能够指明南北，郭沫若就带着这个去了苏联。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司南的模型基本都是合金造的。这与王振铎的说法全然不同，先秦肯定没有电磁线圈，因此司南的说法可疑。
不仅如此，包括以前所说张衡制造可以预测地震的地动仪，后来也证明是伪的，后来人家所见的仿制品也不能预测地震。
中国明清有人以说书为生，说书的时候，为了制造气氛，喜欢夸大一些内容，比如曹操几万人马，号称“八十万大军”，这个就叫演义，
这里我想起了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一个小孩子最后叫出声来。“上帝哟，你听这个天真的声音！”爸爸说。
于是大家把这孩子讲的话私自低声地传播开来。“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有一个小孩子说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呀！”
“他实在是没有穿什么衣服呀！”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
皇帝有点儿发抖，因为他似乎觉得老百姓所讲的话是对的。不过他自己心里却这样想：“我必须把这游行大典举行完毕。”因此他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气，他的内臣们跟在他后面走，手中托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后裾。
我们所自以为豪的“四大发明”，经不过电子科学技术大学几个不学习的研究生举报，在爱国大旗之下，转眼之间就成了《皇帝的新衣》。
那几个不学习的研究生，实在是张铁生，张铁生是白卷英雄，那几个研究生也应该冠以“英雄”称号，“不废江河万古流”。
我不太知道，我们抱着“文明古国”和“四大发明”自豪的大腿，我们能不能创新，从思想，从科学上创新？
胡耀玉-08-24
zero谢谢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