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发明”的原型最早出现于培根的《新工具》。他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马克思基本承袭了培根的说法，“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最早在教科书中提出“四大发明”的是陈登原，他在年编著的《陈氏高中本国史》中设有“四大发明”一目，并指出：“在近代中华民族不曾对世界有所贡献。然而在过去，确曾建立不少的丰功伟业，即以‘四大发明’而论，中国人不知道帮助了多少全人类的忙！纸与印刷，固为近代文明所必需的物件，即军事上用的火药，航海时用的罗针，何尝效力稀少？然而这四者，都是在中国史上发现的最早呢！”
受中国留学生的影响，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开始对中国科技史感兴趣，李约瑟开始萌生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意愿。年2月，李约瑟应邀抵达中国，其领导下的“中英科学合作馆”使战时的中国科学界获益良多。年李约瑟回国时收获了大量中国科技史的珍贵文献资料，不久其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演说并高度赞扬了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此后，“四大发明”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最高成就的概念被世界所接受。
年初，包含着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技最大热忱的千秋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由剑桥大学隆重出版。该书特别阐述了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等中国的发明创造。这部巨著打破了西方人长期坚持的中国历史上无科学的观点，中国文明在世界上有着独特地位，使中国辉煌的古文明广为西方人所知。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四大发明这一名词概念最早源于欧洲人的提法，用来阐述中国古代的几大发明对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型的伟大影响而提出的。欧洲人的这一提法正好迎合了近代处于民族危机和迷茫失落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我们正好可以利用四大发明的提法来论证传统中国科技的发达（我们祖上曾富贵过），也正好可以用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新中国成立后四大发明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纽带。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有技术无科学理论体系，重人文轻科技、重实用技术而轻理论探究是中国古代科技的基本特点。中国古代很多技术都是劳动实践经验积累的结果，而没有相应的理论支撑和探究，也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指南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古代中国人指导它可以指示方向，但是为什么只可以指示方向就不知道了。所以在宋代指南针虽然被用于航海指向，但是只是备用，只是在阴雨天气才被使用，晴天还是依靠太阳或星星指向。造纸术是受丝织技术中缫丝把生丝煮成熟丝而在水中产生绵的启示而发明的，火药是道教炼丹家由于化学物质配比不当而意外发现的，雕版印刷术是受中国的书法艺术和篆刻艺术启发而发明的，魏晋隋唐正是书法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雕版印刷在这一时期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由此可见古代中国科技的基本特点了。
所以四大发明在教材中的重要作用，一是了解中国古代科技的特点，二是要了解中国科技对世界发展的影响，并以此对比中国古代的科技环境。
换个角度说，四大发明实际上没有多上技术含量，在中国古代也没有很大的改进和革命性的影响产生，其技术含量及技术的创新远比不上丝织技术和制瓷技术。中国古代的丝织和制瓷技术革新从未间断，不断有新的技术创新问世并且产生深远影响。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刷术，虽然在宋代毕生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是由于中国古代人才和技术的限制，活字印刷术始终没有得到普及。因为中国汉字数量太大，没有合理的码放排列方法，不像拉丁文是字母文字，英语只有二十六个字母，比较容易排列堆放；受技术限制，活字非常容易变形，以致受潮或风干变得凹凸不平，没法排版；同时校版要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在古代学而优则仕的轻视科技的年代是没有知识分子愿意从事这一行业的。所以，活字印刷术充其量是一种技术革新的牌坊，而无法推广，这是古代中国特殊的时代环境造成的。因此，鲁迅才会在《电的利弊》中批判传统文化：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盖不但电气而已。
在这里，我无意去贬低中国古代科技城就，轻视古人的勤劳与智慧。我只是客观陈述事实，以使我们的学生能够正确客观认知历史史实，而不是盲目自信和偏执自大。之前就有学者提出，将司南和地动仪清理出历史课本，这两样东西我们没有考古挖掘到实物，现代人依据文献记载仿制的模型，并且也无法达到史书记载的效果，这不是自欺欺人吗？我想这也是对历史的负责，对学生的负责，对民族未来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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