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这间住着的是两位重症肺结核患儿,这间是一位晚期艾滋病患者,这里躺着的病人患的是疟疾,这位得的也是艾滋……”4月5日下午,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内,护士长崔二平向记者介绍着。
郑州市六院是河南省唯一的一家医院,承担着全省传染病及疑难杂症的治疗。因此,这里的护士既和其他所有护士一样承担着苦累,同时也承受着别的护士感受不到的煎熬与委屈。而在这群“白衣天使”中,重症医学科护士长崔二平更是事事都“走在前头”。
五次疫情五次在一线五次被隔离
初见崔二平,她身上的清新、干练与朝气让人完全看不出她的年龄,她办公桌上摆放的瓶瓶罐罐与那些充满了文艺气息的小摆件儿,更是难以让人把她与一个已经从事16年护理工作的护士长联系在一起。
“我就是心态特别年轻,”崔二平快言快语,“即使干了这么多年护理,也仍然对工作充满了热情!”
年大学毕业后,崔二平被分到了医院。刚上班不久,她就碰到了一场重大车祸。那是个雨天,郑州南三环附近一辆客车与货车相撞,车上死伤数十人,现场惨不忍睹。“当时我们的司机都吓傻了,那也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见到那么惨烈的场面。”崔二平说,“只是平时胆子并不大的我当时竟没有一点害怕,尤其是那些伤者抱着你的腿喊着‘医生救救我’的时候,更让我明白了我职业的责任与担当!”
“不过工作这么多年,最难忘的还是承担五次疫情的护理工作。”崔二平说。由于郑州市六院是医院,每次疫情到来,总是承担着疫情的防护与救治工作。而在医护人员中,崔二平也总是第一时间被派到前线的那批。
“说来也真是荣幸,我工作后遇到过五次疫情,每次第一例病人都是我去接的。”崔二平笑呵呵地说,“当你投入到工作中时,你根本不会觉得他是一个传染病患者,更无暇顾及到自己会不会被感染。尤其是H1N1、中东呼吸综合征和埃博拉疫情的时候,我接到的第一例病人(疑似感染者)都是孩子。也许是母爱的本能吧,当时只想的是如何把孩子哄好,让孩子少点难受。”
五次疫情,崔二平也被隔离了五次。年“非典”爆发时被隔离两个月;年禽流感出现时被隔离一周;年H1N1疫情时被隔离近1个月;年中东呼吸综合征和埃博拉疫情的时候分别被隔离一周。
“这五次隔离是我工作以来特别难忘的经历,不过最让我揪心和难熬的一次是年H1N1疫情被隔离那次。”崔二平说,“那一年是我们家的‘灾年’。”
年,崔二平的父亲和公公都因为心脏病先后住了院,她被隔离后3岁的女儿又感染了手足口病,高烧不止。因为出不去,思子心切的崔二平只好医院隔着玻璃跟孩子见见面。“手足口病还是很危险的,我特别担心孩子,在里面煎熬的啊,好几次都想夜里偷偷跑出去。”崔二平说,“后来俺婆婆又被意外烫伤,整条腿都被烫得走不了路了,医院申请了提前出去。”
“这么多年,感觉最对不起的就是孩子了,女儿的吃喝拉撒甚至包括学习,都主要靠俺婆婆照料。”
家属不信任各种找麻烦
“工作的苦累其实都算不上什么,最让我们感觉委屈的是家属的不信任。”崔二平说,“干我们这行是步步小心,处处难为,家属要求都很高,哪点稍微做得不到位,家属就投诉或找媒体曝光。”
“年我还在感染科时,有次一个孩子太小了,针不好扎,我们正准备再换一个护士的时候,家属却一下子把我们的治疗盘打翻了,所有的液体都流到了地上。即使这样,孩子的爸爸还不解气,又抽出了自己的皮带,甩到了护士的胳膊上,一道红色的血印立即出来了。”
后来,崔二平又被调到了重症医学科,工作更难做了。崔二平说,经常有患者出去后,家属把患者的身体从上到下仔仔细细检查一遍,哪怕发现嘴巴上有点起皮儿,都要拍下来拿着照片来要挟他们。“家属根本不会考虑有些状况其实是跟病情发展有关的,就觉得是我们护理不到位。”崔二平说起来有些无奈,“我们找家属沟通的时候,也经常有家属拿着录音笔全程录音,从我们的字眼儿里找纰漏,甚至像喂饭这样的小事也来找我们理论。”
年初,一位肺结核老人住到了重症监护室,按规定崔二平要给患者喂营养餐。营养餐是一种像牛奶一样的白糊糊,家属得知后立即大发雷霆,找到崔二平呵斥:“你们光给我们喂些稀汤寡水,饿都饿死了,还治什么病?”崔二平特别无奈:“其实这些营养餐里的营养配比,都是我们的营养师根据病人的身高、体重及病情精确计算出来的啊!”
“当然,像这些都算是很好处理的了,我们科里也经常有让人心惊胆战的事儿发生。”崔二平说,年6月,科里来了一位40多岁的狂犬病患者,当时来的时候患者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进来不到一个小时病人就去世了。但是当家属听到这个消息时,一帮人二话不说把门跺开,拿着护士站的凳子就开始打砸,各种设备仪器等碎了一地……
“我们被袭击已经不止一回两回了,光ICU的门都换了好几个了。”崔二平苦笑着说。
“病人从我们这里感到了温暖从这儿走出去”
“叔叔您好,我现在要给您抽血了,别紧张,您的病情越来越好了,再过两天就可以转入普通病房与家人团聚了。”每天每次做操作前,崔二平都要不厌其烦地给病人问候。医院要求的,而是崔二平自己要求自己和她的团队这么做的。
“我们科里的病人,有的时候你看着他是昏迷的,实际上脑子是清醒的。有一次我无意间发现一个病人在眨眼睛,上前一看是流泪了,当时我心里就很受触动。”崔二平说,“住在这里的病人病情都是比较严重的,尤其像艾滋病患者,很多人因病自卑,对病情恐惧,甚至有自杀倾向。所以从那次之后我就想了这么了办法,尽量让病人感受到我们的温暖,也唤起他们对生命和回归家庭的渴望。”
重症监护室里大部分都是上机的病人,嘴里插着管不能说话,为了跟他们交流,崔二平把诸如“冷了、热了、饿了、渴了”等需求做成了图片,只要点一点,她就知道病人需要什么了。
但像有些昏迷着的病人连简单的交流都无法进行,对于他们的需求,只能靠护士们的细心观察。“比如我们每天都要观察病人的大小便,如果三天不解大便就肯定有问题了。前段时间科里来了一位80多岁的老人,因为长期卧床不运动,大便干结,用药也不管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都是用手抠……”
崔二平的用心不仅体现在这些贴心的操作上,“让病人精神放松,心里温暖”也一直是她努力的方向。
“去年我们科里来了一位30多岁的男性艾滋病患者,我在为他做护理时发现他情绪特别消极,了解后才知道,他的家人觉得得了这种病很不光彩,都嫌弃他不愿管他。”崔二平说,“知道这些后我很难受,就对他说‘你赶紧好起来吧,等好了我请你吃好吃的!’”
后来这位患者转入了普通病房后专门给她打来电话说“你比我们家人都好,我请你吃饭介意不?”“当然不啊!”崔二平说,“一旦融入了这个环境后,你根本就不会觉得他是个传染病患者,我从来都是把他们和其他普通病人一样看待的。最欣慰的事儿就是他们从我们这里感到了温暖,病情减轻后,从这儿走出去。”
当然,崔二平的付出还是有回报的。有次福利院送来一个3岁多的小女孩,孩子在母体里被传染上艾滋,一出生就被遗弃到了福利院。“孩子在这住了一段时间后,有一天忽然画了一幅画,上面有两个大人,中间牵着一个小孩儿,我看了之后就问‘这是谁呀’?孩子指着画中的人说,‘这个是阿姨,这个是姐姐,中间的是我……’”崔二平说,“她说的阿姨和姐姐就是我们科里的医护人员,那一刻我瞬间泪崩……”
本网特别报道之“寻找身边的好医生、好护士、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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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毅力杨晓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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