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岁的老支书黄大发几乎一辈子都在贵州北部一个名叫团结村的偏远山村度过，和这里的大多数村民一样，没念过几天书，也认不得几个字，去过最远的地方是省城贵阳……
只是从幼年开始，他的生命里就出现了一个“劲敌”，他与之对抗了一生，活成了别人眼中的“愚公”。
那个敌人，叫贫穷。
跨越绝壁的漫长旅程
摆在“愚公”黄大发面前的最大困境，不是移不动的两座山，而是没水吃。
其所在的团结行政村是遵义平正乡最边远、最贫困、最大的一类贫困村。
年前，6个村民组户人家口人，年人均粮食斤，人均产值80元。
“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一年四季包谷沙（玉米粒），过年才有米汤喝。”当地流传的这首民谣是年前草王坝（团结村村民组之一）的真实写照。
团结村
因为没有水源，石漠化极其严重，全村老少常年守着一口水井排队挑水；农民不敢种水稻，只能以耐旱的玉米为主要粮食作物。
对水的渴求也成了黄大发幼年记忆的一大痛点，他不到十岁即失去双亲，对母亲最深的记忆，是站在足身高的水缸旁，母亲一次次嘱咐他：用多少水，舀多少，不要浪费。”
成年后的黄大发历任草王坝村大队长、村长、村支书，但始终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村子贫困的窘境。上世纪六十年代，走马上任支书后，他做出的第一个大胆决定，是对缺水宣战——开山修渠。
与草王坝的缺水相比，几公里外的野彪村却水源富足，但两村之间被高山绝壁隔断；最好的办法是修一条水渠，将水引过来，一举解决全村的饮水和灌溉难题。
现实是，水源虽有，但要引水，需要跨越三个行政村、绕三重大山、过三道绝壁（大土湾岩、擦耳岩、岩灰洞岩）、穿三道险崖，在悬崖绝壁上凿出一条水渠。
大发渠
始于六十年代的第一次开凿，失败了。
在原遵义县水利局局长黄著文看来，这次失败几乎是注定的。“要跨过多米高的悬崖，要开山打炮；前半段即使挖成沟，因为是沙地，没有防渗材料，挖了水渠水也会渗漏；技术、财力都达不到，当时肯定是不行的。”
这次失败，让黄大发一直等到年，才决定再次动工。
中间近三十年，除了支书的日常工作外，他一直在等待一个可以重新开始的机会。
年，机会来了。这一年他被县里选为水利辅导员，到枫香水利站封闭学习三年，除了偶尔有事回家，几乎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
尽管已经过了几十年，原枫香水利站辅导员刘关刚还能清楚记得黄大发做学员时的样子。
“下课了，别的学员都走了，他不走，每节课都要拽着老师一起把课上不懂的问题再问一遍。”
与其他学员相比，只上过几天学的黄大发在刘关刚看来基础最弱，但也最刻苦。“他当初连公分和厘米是什么都搞不清，到后来居然能掌握课上讲的大部分水利知识，成了村里的水利辅导员。”
大发渠近景
除了课上讲授的水利知识，黄大发时刻惦记的仍是村里那条未完成的水渠。
年末，邻近春节的一个傍晚，当风尘仆仆的黄大发出现在黄著文家门口时，这位原本一直不看好修渠一事的时任水利局长几乎在一瞬间确信，这次，黄大发能干成。
要启动修渠，需要获得县水利局的批准，还要请专家来评估工程难度和预估经费。彼时黄大发所在的草王坝村到县城交通不便，主要靠步行，按照程序，申请文件可先提交到乡镇水利站，再转到县水利局。
为了赶在开春动工，黄大发决定步行前往县城，近公里的路程，意味着他要从早上出发，不间断地行走两天，才能抵达县水利局。
“寒冬腊月，就穿一双草鞋，没穿袜子，脚趾全露在外边。”很多年后，黄著文还能想起黄大发前来找他审批时的样子。“这样的毅力，还有什么干不成的。”
与首次修渠相比，这一次无论在修渠所需的技术上还是在材料的获取上都更有保障，县水利局的审批很快通过，黄大发在欢喜之余，却再次遇到难题——筹钱。
尽管政府拨付6万元现金和38万斤玉米折抵为工程款，帮助修水渠。但黄大发需要在动工前在一天之内自筹一万元现金，作为规划押金，水利局才会派技术人员前来支援。
召集村干部开会后，黄大发决定挨家挨户收钱，但即使每家39元的集资款，也没有几家能拿得出现钱。
“找亲戚、找朋友借，凑几斤黄豆、几只鸡、几斤蜂糖去卖”，村民唐恩举在回顾当时的场景时告诉记者，村里的大多数人之所以能够愿意同意修渠，是相信黄大发。“这么多年里，他没有贪过便宜。”
第二天中午12点，1万元集资款不差一分地交到了水利站负责人的手里。
修渠时的水利图
不是没有遇到过阻拦，因为对第一次修渠失败不满，有村民聚拢到黄大发家门前谩骂，还有人将其种植的油菜砍倒，树种拔掉，甚至连猪粪也被偷盗……甚至他的舅公也讥讽他：“大发呀，你要是能把水引过来，我手掌心煮饭给你吃”。
一直不吭声的黄大发只说了一句话：“这次如果不成功，我的名字倒着写。”
年春天，第二次修渠工程启动。全村男女老少，有劳动能力的几乎全部上阵。遇到的第一个难事是要在多米的悬崖上测量，当时的条件，只能由胆大的人腰间拴着缆绳，从山顶一尺一尺往下放到绝壁处，进行测量。
大发渠地理位置
没有谁敢第一个去尝试。
当年已经四十多岁的黄大发，在腰上系上绳索，慢慢向悬崖滑了下去。
“没得选，我不带头，谁带头。”也怕，只是黄大发清楚，他是支书，得带头。
就这样用最原始的测量方法，花了3个多月，完成了大土湾岩、擦耳岩、崖灰洞岩的测量。
开工放第一炮时，掉落的石块砸穿了王家的房屋，村民王远开、王玉东叫喊着不准开工，否则拉他一起跳崖。
黄大发着急，耐着性子一次次上门道歉，赔偿农户的损失，风波才得以平息。
运输材料也是一道难题。放炮需要的炸材，是他去18公里外的李村购买后亲自背回来的。有次下大雨，为了不耽误工期，冒雨前行，路上摔了好几跤，脚底磨出了血，回去刚休息两个小时，天亮，又带着村民上了工地。还有一次去城里运水泥，车行至半路，天黑陷进了泥潭，怕水泥被偷，他在水泥包上睡了一宿，被蚊虫咬了一整夜。
擦耳岩壁立千仞，是修渠最危险的一段。黄大发与村民用最简单的风钻和钢钎、二锤，在离地近米的悬崖上，一寸寸地凿了近10个月，凿出一条米的水渠。三段悬崖总长米，用了两年，没有出现过一人伤亡。参加过修渠的村民告诉记者，这是因为黄大发每次遇到险境，定要第一个勘查，修渠过程中，还要派人来回巡查。
修渠时用的工具
他自小失怙，吃百家饭长大，成年如生产大队担任大队长，次年入党，他说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从党章中学来，至今能一字不差地背出党章党规，入党后上的第一课，是为人民服务。
村里的老人谈起黄大发，只有一句话：是个老实人。
父亲去哪了？
从黄大发家中出发，上村里唯一一条硬化路，向北走大概二十多分钟，是一处盆地，参差种植着桃树、梨树，再走约十分钟，梨花半掩的山脚下，就是黄大发大儿子黄彬祥的家。
屋子是典型的黔北山村民居，纯木结构，因为时间过久，梁柱俱已歪斜，随时有倾倒的危险。推门而入，阴暗湿冷，屋子正中摆着一张桌子，锅碗瓢盆散乱地堆叠在上，一旁是一张老旧的木质单人床。已经六十岁的黄彬祥从早年入赘丈人家后就一直与妻子及岳父母挤在一起，直到今年3月末，才搬进村中新建的保障房，那是政府专门为村中的精准扶贫户筹建的楼房。
黄斌祥家
尽管父亲当了几十年支书，但作为长子，黄彬祥因残疾没有劳动能力，一直是村里的重点扶贫对象，除了种地维持温饱，几乎没有其他收入。
很长时间里，当提到父亲黄大发，黄彬祥都会不自觉的回避，或者长时间的沉默。
他很想努力地从记忆库中搜寻一点与父亲有关的记忆，但随着年岁渐长，这些记忆越发难寻。再沉默了许久之后，最后，他告诉记者，童年的仅有的一点印象，就是父亲一直在外修渠。
有村民告诉记者，黄大发担任支书的几十年中，有不少机会可以帮儿子解决工作和住房问题，甚至有人也跟他反映过，但全被黄大发回绝。
也因为此事，黄彬祥一度不理解父亲，直到晚年，他才渐渐释怀。“他是为了村里人嘛，顾不上我。”
黄大发顾不上的，并不只是大儿子黄彬祥。
年春天，修渠最繁忙那年，他23岁的女儿突患肾炎，由于路程偏远、找不到医生、加上经济困难，女儿的病一直没有得到及时诊治。黄大发当时一直住在工地，等他从工地上抽身回来探视女儿时，女儿已经离开人世。几个月后，他13岁的孙子又因脑膜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离世。
黄大发夫妇俩原本为自己准备了两口棺材，却用在了女儿和孙子身上。
刚刚埋葬亲人的那个下午，黄大发就返回了工地，像往常一样，坐镇指挥，和大伙一起劳动。只是常年与其搭档的原生产队队长徐开伦注意到，他的脸色比任何时候都阴郁。“我们劝他回家休息休息，他也不。”
即使过去很多年，女儿的死一直让身为母亲的徐开美心怀芥蒂。她很少主动谈起此事，只是在采访进行的某个下午，想起女儿，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了句：“要是当时条件好点，能顾得上，也许就不会死了。”
从19岁嫁进黄家，徐开美从来没跟黄大发红过脸，即便到了晚年，俩人出门赶个集，都一定要做伴。对丈夫的想法和行为，她很少提出异议，修渠的两年多时间里，地里的农活、养殖的牲畜还有五个年幼的子女，几乎都交给了徐开美；修渠遭到反对，有村民来家中捣乱、破坏庄稼地时，她也没有对丈夫发句怨言。
黄大发妻子徐开美
只有一次，徐开美主动对丈夫提了个“要求”，当时家里的水缸漏水，黄大发在工地修渠，每天都有水泥经手，她希望丈夫能拿点水泥回家补补缸。
不出所料，黄大发一口回绝。
事后，他从邻居家借了一点石灰，才把漏了的水缸补上。而在工地里，只要有一点水泥洒落，黄大发都会用手捧回来。
“他对家里真是抠啊。”有村民这么评价黄大发。
“修渠那几年,买炸药水泥,过他手的钱就是二十来万,硬是没出一分差错。”71岁的老会计杨春记忆犹新。
黄家现有子女六人，全部务农，只有二儿子黄彬全一人上过初中，其余五人，均为小学文凭，目前靠务农和打工为生。
进村采访时，刚下过一场雨，山路湿滑，一不小心就会滑倒。黄大发和二儿子的老房子正在进行外观粉刷。这是村里的危房改造项目，对年久失修的房子进行改造与维修。平正乡乡长田明友透露，危房改造已经进行了好几年，改造了好几批，每一次名额下来，黄大发都会要求先尽着别人来，自己再等等，一等已经是最后一拨。
“他一辈子腰杆都硬邦邦的,说话做事得罪了不少人。”团结村主任沈仕章4年左右来到团结村工作，黄大发刚退休，因为是民选干部，没有编制，也没有退休金，退休后黄大发靠务农和养猪为生。在沈仕章记忆里，虽然退了下来，但村里有大事时，村民还愿意听黄支书的意见。“他从来没有对村委会提过任何个人方面的要求。每次来找我，肯定为的都是村里的事。”
改变，正在发生
3月末的平正乡，油菜花沿坡地盛开，连缀成片，沿路可见村民在梯田里耕种灌溉。
大多数时间，黄大发老两口的固定日程，是天亮即起，徐开美到山上割猪草喂猪；黄大发从家里出发走近一个小时山路到大发渠巡视，之后，俩人会到山里除草，侍弄七八亩地的庄稼。
黄大发家
除了玉米、水稻等传统粮食作物，团结村大批耕地种上了辣椒、柚子等经济作物，后者将通过规模化种植作为村民们的经济来源之一。
而在二十多年前，这片梯田还是一片喀斯特地貌，难以种植庄稼，村民只能种植少量的高粱解决温饱，甚至连温饱问题都成问题。
“连吃都不够吃，根本没有别的收入，缺水啊。”
50岁的村民唐恩举对于儿时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饥饿，直到年“大发渠”修通后，他的生活才有了改善。
那一年，胆大的他开始养牛，到如今已经是拥有11头牛的养殖大户，年均收入能达到七八万。在早已解决了温饱之后，唐恩举目前最关心的是怎么扩大养殖规模，实行批量养殖。“主要是山区地不平，找不到开阔的区域。”
与唐恩举同时发展起来的是杨光武，他将重心放在种植上，在村中种了15亩水稻，农闲时分就外出打工，靠种植和打工赚来的钱，供养着两个大学生。杨家祖上世代务农，从来没有出过读书人，他说如果不是村里通了水渠，自己根本不敢种植水稻，更何谈供儿子上学。
再过一两个月将是油菜成熟的季节，收割过后，大片空出的土地将被用来种植辣椒、柚子，由政府出资、提供技术支援，让村民就近脱贫。
作为村里的种植能手，徐国树种了10亩柚子，一亩能卖6千左右，高的时候一年能净赚4、5万，“以前晚上下雨，只能种抗旱的作物，晚上提着灯笼去浇地，两个月没有粮食，跟现在没法比。”
如今的草王坝，每家每户搞养殖，少则一两头猪，多则百多只羊。村主任介绍，“单是卖猪，一年少说也能挣个四五千元。”
历经三十多年，黄大发终于打败了生命中最强劲的“敌人”——让村里有了水源；随后，为缩短路程和保障行人安全，黄大发又带着6名石匠，在大山中开凿出了一条长米，高2米，宽1.5米的人行隧道。
没有电，他又带领村民架起了电线杆通了电；山中无良田，就带头进行坡改梯，九十年代末，稻田面积从亩增至亩，每年收稻谷80万斤。与此同时，村民参与投工投劳的公路也启动修建……
春天的草王坝，天气和暖，农忙时节还未来临，坐在黄大发院子里，能看到远处小学飘扬的红旗。黄大发8岁的重孙女就在这所小学就读，但她并不知道，自己家中的老爷爷和这所小学的渊源。
民主小学学生
在已经退休的民主小学教导主任杨持禄眼中，如果不是黄大发，村里的孩子要上小学恐怕还要多走近5公里路，到邻村上学。
这位用一生时间与“贫穷”作战的山村支书，到了晚年，依旧未能放下对村里大小事的挂心，他还有一个梦想，希望能在有生之年，与邻村架一座桥，让交通更为便利。
草王坝存现在的精准扶贫户，占全村人口总数的1/3，脱贫的任务仍然艰巨。
但大发渠的修建，犹如一道曙光，正逐渐改变着这座村子的命运。
村委会主任沈仕章不无骄傲地告诉记者，如今，百多户人家的村子出了三十多个大学生。
黄大发助力兴建的民主小学建在半山腰处，推开教室门，就是满目青山。
对这所学校的几十名小学生来说，尽管已经很难体会当年修渠时的苦难，但黄大发的精神似乎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
6年级学生唐玲玲（化名）告诉记者，她长大了想当一名医生，因为大山里没有医生，她想将来能为奶奶、为村人治病。
民主小学老师张元春去年刚从师范院校毕业，没有留在条件更为便利的城里，主动来到偏僻的团结村，下课间歇，她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村里的交通状况正在改善，她坦言自己几年内没有离开的打算。
民主小学教室一角
进小学采访时，刚下过雨，在村子里游走，隐隐能感觉到，有些东西就像这刚落进田里的细雨，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看似无声，但改变正在发生。
如同教室里摊开的课本所写的那样，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