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和陈云接连出手，一举平息非法银圆交易，击败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的上海奸商。
“红色资本家”荣毅仁曾经心服口服地说：“前者，中共使用的是政治力量，后者，中共采取的完全是经济手段。”
在此之前，上海工商界已经不怀疑解放军的军事能力，却普遍不看好共产党治理上海、尤其是管理经济的能力。
在治理上海、打击经济领域不法分子的战争中，上海滩的奸商们输得倾家荡产，苦不堪言。
电视剧《香山叶正红》剧照
让我们回顾一下，彻底打垮上海滩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的奸商，陈毅、陈云是如何做到的。
解放军是年5月进入上海的，用人民币取代金圆券是上海市人民政府治理上海的第一个重大举措。
这项举措遭到了国民党残余势力和上海滩“金融寡头”等投机分子的抵制。
不过，陈毅、陈云很快找准了问题的症结，上海市人民政府铁拳重击“上海证券大楼”，个不法分子被逮捕法办，非法银圆交易被取缔，人民币在上海恢复了合法地位。
正如荣毅仁先生所说的那样，平息“银圆风潮”的时候，陈毅、陈云动用了警察、军队，采取的是强硬的政治手段。
然而，在接下来打击非法奸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的行动中，陈毅、陈云却没有再次大规模调用警察、军队，也没有采取什么强制性行政压制手段。
那么，陈毅、陈云是如何扭转乾坤，用纯粹的经济手段打垮上海滩奸商的呢？
事实上，解放军接管上海、人民币取代金圆券，这些只是人民政府治理大上海的第一步，更大、更艰巨的考验还在后头。
如何控制物价，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这是新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面临的一道难题。
曾几何时，国民党政府用了足足4年时间，使出了包括“币制改革”在内的各种手段，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有能够控制住上海滩飞涨的物价。
如今，这道难题实实在在地摆在了共产党的面前，共产党能不能控制住如同脱缰野马般的物价？
在上海，有无数双眼睛在观望，其中，忧心忡忡者有之，看热闹者有之，等着看笑话者有之。
败走台湾岛的国民党大佬们更是幸灾乐祸，他们相信，对上海物价这个顽症，国民党尚且束手无策，共产党也不会有什么“灵丹妙药”。
这个时候的国民党虽然不再在军事上瞧不起解放军，但是，在治理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这件事情上，国民党还是没把共产党当一回事儿。
西方国家和国民党方面甚至大言不惭地声称：“共产党在军事上可以拿一百分，在治理上海、管理经济上只能拿零分。”
不仅如此，国民党还居心叵测地向上海伸出黑手，他们在扰乱上海市场秩序这件事情上兴风作浪，竭尽破坏、造谣、煽动之能事。
当然，自从上海解放之后，国民党已经不可能公开与共产党作对，他们的破坏活动只能采用隐蔽的方式悄悄地进行。
这个时候，上海滩的一些投机商人便成为他们可利用的对象，在煽动“银圆风潮”完败之后，国民党鼓动上海的投机商人盯上了“两白一黑”。
所谓“两白一黑”，也就是白色的大米、白色的棉纱与黑色的煤炭。这些都是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重要物资。
真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银圆风潮”刚刚平息，投机商又在上海掀起了一场以“两白一黑”为主题的新的狂欢。
《香山叶正红》剧照
在很短时间内，奸商们便将市面上流通的“两白一黑”通通收入囊中，他们囤积居奇，使得上海市面的米、棉、煤的价格疯狂飙升。
当时的上海刚刚解放，国民党还霸占着全国许多地区，一些粮棉产地遭受水灾、风灾，导致粮棉减产、煤炭运输不畅通。
所以，上海“两白一黑”的供应原本就十分紧张，投机商疯狂“吃进”这些商品之后，“两白一黑”的供应就愈加紧张。
有言道，“物以稀为贵”，上海物资稀缺自然就刺激了物价的全面上涨。
年6月23日至7月30日，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上海大米的价格就猛涨了4倍，棉纱价格翻了一番。
上海物价暴涨的风波很快又漫及整个华东和华北、中南等地，年7月，该地区的平均物价比上个月上涨了近两倍。
从年10月中旬至下旬，当地棉纱价格上涨3.8倍，棉布价格上涨3.5倍，大米价格上涨5倍。
紧急情况下，中央火速召开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大区的财经会议，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主持下，会议就如何解决上海和全国的经济问题进行了全面商讨。
陈云同志是上海青浦练塘人（青浦当年还属于江苏的一个县），年轻的时候，陈云曾经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过学徒。
在商务印书馆，陈云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并在那里耳濡目染练就了算账、记账的基本功。
陈云同志的一生都与算账结缘，在党内享有“红色掌柜”、“铁算盘”之称，他晚年时曾经自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曾经为陈云题诗一首：
唯实是求，珠落还起。
加减乘除，反复对比。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老谋深算，国之所倚。
由此可见，陈云的过人之处是善于“算大账、打大算盘”，
在这次会议上，陈云提出了“调物资、紧银根”，“引蛇出洞”的应对策略。
陈云同时认为，此轮物价飞涨问题的根子出在上海，因此，尽快平抑上海飞涨的物价是当务之急。
于是，按照会议决议，上海市政府于11月7日一次性抛售了近万斤的大米，希望首先在平抑大米价格的问题上取得成效。
结果，这万斤大米刚刚抛出，顷刻间就被上海滩的投机商人一口吞下。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资本论》里的那段话：
如果有%的利润，资本家们会铤而走险；
如果有%的利润，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
如果有%的利润，那么资本家们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
显然，刚刚经历过“银圆风潮”的上海再一次陷入了危机。
更令人忧心的是，这一次涨价风潮不仅搞乱了上海，而且有蔓延开来、殃及全国之势。
陈云同志因此认为，能否尽快稳定上海的物价已经不再是稳定上海一个城市的问题，而是有关人民政府安危的严重问题。
严格来说，这是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国际国内的邪恶势力对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一次挑战，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
陈云同志认为，上海的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必须全国一盘棋，在解决上海问题的同时解决全国的问题。
陈云同志和小平同志在一起
对于上海这个“重灾区”，陈云的思路是，在把控好全国经济大局的前提下，加大对上海的物资投入力度，只要解决了上海的问题，全国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年11月13日，陈云起草了一份“在全国开展打击囤积居奇行动”的电报，在报请毛主席、周总理批准之后，这份电报被连夜发往全国各地。
一场秘而不宣的“经济大战”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年11月20日，这场战争的总指挥陈云下达了第一道命令。
几天之内，中央人民政府就从全国各重要省份（城市）筹集了50亿斤商品粮，掌控了全国70%的煤炭供应量、40%的棉纱、50%的布匹和60%的食盐。
到11月24日，全国总体物价水平再创新高，达到了7月底的2.2倍。
这个数值是陈云认为的“最高点”，也就是说，“两白一黑”的决战时刻来到了。
11月25日，坐镇上海的陈云下达指令，要求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同步行动，大量抛售业已准备好的“两白一黑”等市场紧缺物资。
在上海，陈毅市长与陈云故意留了一手。
为了诱使贪得无厌的上海奸商“上钩”，人民政府认定的商号并没有一次性抛售物资，而是循序渐进、分批次、有计划地售出物资。
被瞒在鼓里的上海投机商果然“上钩”了，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之下，奸商们蜂拥而上，“奋不顾身”地开始了疯狂的抢购行动。
奸商们不断“吃进”、囤积，再“吃进”，再囤积，忙得不亦乐乎，同时也乐得心花怒放。
在这些奸商看来，政府供应的物资价格适中、品相好，无论“吃进”多少都是划算的，哪怕仓库里的货物已经堆积如山。
他们蛮有把握地认为，政府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物资可供出售，用不了多久，政府就会无货可出，停止物资供应。
到那个时候，只需一转手，仓库里的那些物资就可以加价抛出，变成金灿灿、沉甸甸的“大金砖”、“小黄鱼”。
于是，在几次三番成功“吃进”之后，上海奸商贪得无厌的本性彻底爆发了。
为了抢购到“两白一黑”等紧俏物资，许多奸商用光了全部的流动资金，甚至拿出了全部“老本”。
更有甚者，一些投机商人不惜举债，甚至借入高利贷用于抢购、囤积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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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精明的上海投机商这次打错了算盘。
而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党中央的全力支持下，全国各地的米、棉、煤等物资正在源源不断地运往上海。
也就是说，任凭奸商们的“胃口”有多大，因为有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上海市人民政府都有能力“满足”他们的囤货需求，直至撑爆他们的肚子！
眼看“收网”的时机已经成熟，陈毅、陈云果断决定：启动“两白一黑”之战第二阶段的战斗。
几天之后，上海国营花纱布公司突然降价抛售纱布，降价幅度大到令投机商瞠目结舌的程度；
紧接着，国营商号等人民政府定点的商号一起行动，降价出售包括大米、棉花、纱布等一大批市场紧缺物资。
降价之后的第一天，那些投机商还在观望，许多投机商认为：人民政府这是“虚晃一枪”；
第二天，投机商们开始忐忑不安了；
第三天，投机商们彻底坐不住了。他们惊恐万状地看到，国营商号等人民政府定点的商号依旧在那里开仓出货，物资价格不但没有回升，反而有持续走低之势。
这个时候，奸商们之前吞进的“两白一黑”已经撑爆了肚子，资金已经用尽，前景一片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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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价格一泻千里，上海的部分投机商人绷不住了，纷纷开始低价抛出手中囤积的“两白一黑”。
不过，此时“出货”为时已晚，即便能够抛出物资，这些奸商已经遭受了巨额亏损，尤其是那些借高利贷囤货的奸商，他们不仅做了亏本生意，同时还要付出高额的利息。
即便如此，这些奸商也只能硬着头皮低价“出货”，哪怕亏本也在所不惜。
但是，还有一些奸商在那里举债度日，希望硬挺下去“渡过难关”。
在连续抛售10天后，上海的物价连续下跌了3成多，上海投机商的末日到了！
许多投机商在“两白一黑”大战中赔了个倾家荡产，那段时间，上海滩的奸商跳楼、投黄浦江、服药自尽的比比皆是。
有些血本无归的投机商人无力偿还巨额债务，为了躲避追债，不少人选择逃离了上海。
可是，他们这一逃却坑坏了债主，一批放高利贷的私人钱庄因收不回欠款而纷纷破产倒闭。
上海当时还出现了这样的“奇事”，一些输光了老本的投机商居然跑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大门前，苦苦哀求人民政府买下他们手中囤积的物资。
至此，上海滩奸商在“两白一黑”之战中彻底崩盘，人民政府成功稳定了“两白一黑”等物资的市场价格，上海乃至全国的物价快速回落到正常水平。
当时，“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先生是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恒大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先生亲眼目睹了“两白一黑”之战的全部过程。
谈到“两白一黑”之战，荣毅仁先生曾经这样大发感慨：
“6月银圆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这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平息“银圆风潮”，打赢“两白一黑”之战，人民政府终结了自抗战胜利以来一直未能遏制的恶性通货膨胀。
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治理城市、管理经济的实力，让上海的投机资本家们输得心服口服。
这无疑增加了上海市民乃至全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赢得了上海乃至全国人民对人民政府的支持。
照片中站立者为陈云
关于“平息银圆风潮”、“打赢两白一黑之战”的意义，伟大领袖毛主席有过精辟的评价。
毛主席说，上海经济战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中国共产党在治理大城市、管理经济的伟大成就也让国外的经济学家赞叹不已。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这样感叹道：
“中国在建国初期就取得了治理通货膨胀的巨大成就，中国人是如何做到的？”
“要是谁能够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建议给这个人颁发一枚‘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