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呆久了，就时常有时间去看一些美国电影：剧情里总要有一个“超级英雄”，带着一干人去“拯救XX”。特别之处在于，“超级英雄”总要问得了其他人的名字，然后在危难的时候唤着他的名字使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事。于此之时，“名字”的神通也便愈发显现出来了，貌似是要胜过其他一切言语的。
这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周边也很常见，正如我们都曾热情地去握住别人的手，将脸上堆满笑；只然后去问一句“您贵姓？”只是不那么在意名字而已。
而正是这简单的一问，我们已经问了几千年。是要比美国、及至欧洲很多国家的历史都要悠久得多呢。只不过倘若在先秦的时候，恐怕被问及更多应该是“您贵氏？”才对。
诚然，若论及姓氏，又实在是一个悠久而又复杂的问题。早先，我们的“姓”和“氏”并不是一回事，并且以“姓”的出现时间为早，我们便不妨从“姓”说起。
“姓”的出现，及由“子随母姓”到“子随父姓”转变时间的断定
早在母系氏族社会，人类最初以血缘为纽带，组织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时，每一个氏族都有一个图腾，便是“姓”的最初形态了；当这个图腾转化为文字的时候，也便有了最早的姓。（早期的图腾虽然还不具备后世“姓”字的字形及读音，我们仍可将其视为“姓”；正如倘若世间没有鸡蛋，又因何会有鸡的呢？何况，鸡蛋中早已具备了鸡之所以能够孵化出世最原始的生命特征）当然，这也是学术界关于姓的起源所普遍认同的观点。（其实另外还有一种以群居地的名称为“姓”的起源说，如《说文》称：“黄帝居姬水，以姬为氏，周人嗣其姓）此时既然为母系氏族时期，其血缘纽带自然也是母系的，那么，我们便很容易去理解：“百姓”在西周金文里原本写作“百生”，“姓”字是由“生”字变化而来的。所以，《说文》说，“姓，人之所生也，因生以为姓。”
虽然目前的考古界还不足以提供足够有力的实物证据支持，我们仍可以由上文去推断出，早期的“姓”其实是按照母系的血统来传承的，即“子随母姓”。在古史典籍中，我们所能看到的诸如“殷商子姓之简狄，周族姬姓之姜嫄”每一个古老姓氏的源头，总有一个始祖母，这样的现象或许可以作为一种旁证。
从“子随母姓”到“子随父姓”的转变，其实也正是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这必将是在一个长久的历史时期里经历了反复曲折的过程才实现的。王玉哲先生在其《从母系氏族公社到父系氏族公社的转变》一文中，将这一转变过程所处的历史时期，厘定在距今大约四五千年以前。
“氏”的出现及其出现时间的断定
于此之后，伴随着氏族规模日趋庞大，人口数量也多了起来，为了便于氏族的管理、或者其他别的原因，必然要分一部分出去。于是，便在“姓”的基础上分出了一些支脉来，每一支也都有一个称谓，便是“氏”（或称其为“庶姓”）。如《左传哀公四年》上说“致邑立宗”，即天子、诸侯分封土地给臣下，就必须新立一个“宗”；以及《左传隐公八年》称“胙之土而命之氏”，是在说分出去的每一“宗”，也都要“命之氏”。基于这两条，其实也从另一个侧面向我们指出“分封制”乃是“氏”产生的基础，同时，“氏”的出现，也是“分封制”分封的必然结果。
吕思勉先生作《先秦史族制》又为“氏”的出现提出了另一种必然的可能性，即宗法制。他是这样说的，“有宗法则必有支分派别，有支分派别，必有名焉以表之，是曰氏。”我们也可以将这句话理解为，自宗法制出现之时，“氏”也随之出现了。
那么，“氏”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杨宽在其《西周史西周春秋的宗法制度和贵族组织姓氏、名字制度》一文中称“氏是西周、春秋时贵族所特有。”（杨宽原话）钱君则深不以为然。
正如张光直教授在其《中国古代文明的几个现象》一文中提及：对仰韶文化元君庙墓地的布局作研究的学者一致认为，仰韶时期已有发达的宗族制度。而我们所知最早分封建国的诸侯国也早在夏王国时期已经出现了，如夏族同姓的诸侯褒国（直到西周后期还存在着，众所周知的“烽火戏诸侯”的褒姒，便是出自这一诸侯国）。
结合上文中《左传》及吕思勉先生关于“氏”的产生的观点，以及“宗法制”及“分封制”所出现的历史时期，我们似乎可以断定：或许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之前，已经出现了“氏”；其出现的最晚时间，亦不应该晚于夏商之际（因为夏代的历史我们尚不能给出一个准确的纪年，所以用最保守的方式估算）。
何况，我们还有两个例子作为佐证：
其一，《说文》称：“黄帝居姬水，以姬为氏，周人嗣其姓。”似乎已经明确指出，黄帝时期已经出现了“氏”。
其二，张光直教授在其《商周青铜器器形装饰花纹与铭文综合研究初步报告》中谈及“图腾氏族”时指出，在殷商时期已经出现了，源于同一氏族的不同分支已然派生出存在着一定差异的各种亚文化群的现象，并用这一现象来解释出现在甲骨文、青铜器上的每一个氏族图腾又存在数个派生图腾的现象。这似乎也完全可以证明，殷商时期已经存出现了由“姓”派生出“庶姓”（即“氏”）的现象。
如此看来，杨宽先生的断言是颇有些值得商榷之处的。
“姓”、“氏”的区别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其实是说，通过“宗法制”逐层分支之后，源自同一血亲祖先的“姓”，所衍生出的血缘群体间的血缘关系已经十分淡薄了；以“氏”为代表的宗族的地位开始上升，并世代相承，以确保宗庙不绝祭祀。这一现象在春秋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以周王室姬姓为例：《荀子儒效篇》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所以，当这些姬姓诸侯国君带着他们身后的“宗族”到新开拓的土地上去建立国家，再经过几百年的生长藩息，直到春秋时期的时候，足可以称之为遍天下了。
倘若此时的某天各诸侯国新老贵族们在诸侯大会上碰了头，都问一句“您贵姓？”那可就巧大发了，原来：你姓姬，我姓姬，他、他、他还姓姬，……。所以钱君于上文曾说，大家实在没有必要如此套近乎，还是各问一句“您贵氏？”的好。
于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了“胙之土而命之氏”的“命氏”原则，而具体到“命氏”实际执行的办法时，又是极其复杂的，郑樵作《通志氏族略》便曾总结出：以国为氏、以族为氏、以邑为氏、以亭为氏、以名为氏、以姓为氏、……等等足有几十种，据说还不一而足；当然，氏也有一字、两字、三字、四字之别。
当这些“命氏”的封建主按照“宗法制”层层分下来的小宗的没落，其实是在所难免的。《礼记》上又有“五世而迁之宗”的说法，也就是说“五世”以后没落的贵族，甚至就再没有使用父辈的“氏”的资格了。这便是郑樵《通志氏族略序》中所说的“氏所以别贵贱”。
关于“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的误解
于此，我们还有一点需要澄清的是，我们所熟知的“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其实是男子称氏，自然也就可以知道他的姓了，就好比有人向你聊起他的兄弟，还有必要特意再去介绍他兄弟的性别么？而“女子称姓”，其实只别婚姻就够了；在男权的社会里，女子又有何贵可言呢？
秦汉以后，“姓氏合流”。或以“姓”为姓，或以“氏”为姓，演化为了我们今天依然在使用的姓。而我们今天每一个“姓”的背后，又何尝不是蕴含了这个家族历经几千年历史锤炼的文化呢？自然要比他们的“极富神通的名字”，是要更有意义的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