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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周恩来去东北视察,看到一大礼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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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廉洁奉公,严以律己,新中国成立后仍保持战争年代那种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从不浪费一针一线,穿的是补丁叠补丁的衣服,修了又修的皮鞋。

周恩来坦率地说:“六七亿人口的中国只有一个总理,再穷也不缺那几件衣服,但问题不是缺不缺衣服,我这样做不光是我一个人的事,而是提倡节俭、不要追求享受,提倡大家保持艰苦奋斗的共产党人本色。”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年周恩来去东北视察时,看到一个大礼堂的柱子,竟然大发雷霆,当即指示:“这个礼堂不准再用!”

要知道周恩来向来节俭,那么这个礼堂的柱子有何特殊之处?周恩来为何不允许再使用呢?

周恩来:艰苦朴素是共产党的本色

艰苦朴素永远是共产党人的本色。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周恩来身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他以身作战,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他和战士们一样吃野谷子煮的“梢子饭”,睡得是木板床,盖的是一床很旧的灰色毛毯,床上没有枕头,就随便拣来一块砖头垫上……

红军打仗胜利时缴来的战利品,警卫员们想留下一点照顾周恩来的生活,但他说什么也不肯收下,总是说:“都充公,给我干什么!”

在红军长征途中,有一次警卫员见周恩来的茶缸破旧不堪,便想要换一个新的。谁曾想周恩来不仅不同意,反而批评道:“这只茶缸还可以用,别说现在红军的供给缺乏,就算是充足也要物尽其用,不能浪费!共产党员就是要艰苦朴素!”

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在武汉工作,平时都是穿旧军装见客。但有一次要举行大型记者招待会,工作人员要为他买一套新的中山装,认为这样才不会被外国记者看不起。

周恩来却不同意工作人员的做法,他说:

“我很喜欢穿崭新的中山装,但现在却不行,一是经济条件不够,二是不能和外国人比较。我就穿这身衣服去见他们,不会被人看不起的。更何况,我们不是靠穿漂亮衣服让人敬仰,而是拿出抗日救国的实际行动和切实可行的办法来!”

果然,当第二天周恩来穿着旧军装接见各国记者的时候,大家都被他的言谈举止给吸引到了。其中一名美国记者评论说:“万万没想到他居然穿了一件打了补丁的旧衣服,当然了,破旧的衣服并不妨碍他将成为中国一代英雄人物。”

当时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要乘坐火车去石家庄会见卫立煌。工作人员给他买了一张包厢票,但他却为了节省费用,坚持买三等车票。当火车抵达车站的时候,卫立煌派来迎接周恩来的军官却没有在包厢里找到他,出来后才看到对方从三等车厢上走下来。

后来,这位军官一直夸奖周恩来说:“周将军是共产党的高级将领,没想到却坐普通的三等车厢来赴会,真是难得,难得啊!”

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他经常穿着缝有补丁的军装。有一次警卫员见他的裤子实在是太破了,便擅自做主领了一条新的。

当周恩来知道这件事后,当即严肃批评说:“为什么不经过我的允许就私自做主?现在还有很多同志多事穿着补丁裤子工作的!把它拿回去,要记住,艰苦朴素永远是我们共产党的本色!”

年夏,党中央机关驻守在河北西柏坡的时候,周恩来曾带领机关工作人员去帮助农民收割小麦。他手握镰刀,挥汗如雨,干得十分欢快,当小麦割完后,又主动帮忙挑麦子进场院。

当地农民见周恩来如此努力,便劝他休息一会,他却笑着说:“多干点活好,既能锻炼身体,又能磨练毅力。”

年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人也搬进了中南海。当时为了接见外宾和出席重要会议,周恩来来到北京有名的服装店“红都”做衣服。

工作人员向周恩来介绍说:“这里可是闻名全国的服装店。”周恩来笑了笑,说:“我就是慕名而来的!”面对工作人员介绍的英国呢料、澳大利亚毛料等各种外国料子,周恩来摇摇头,说:“有没有中国料子?我只要中国料子,不管是毛料还是布料,我只要国产的。”

年冬,周恩来听说群众乘坐公共汽车比较困难,于是便亲自进行了一次考察和调研。在一天下午下班坐车的高峰期,周恩来带着秘书和警卫员去乘坐公共汽车。

在视察过程中,周恩来被车上的群众认出,大家纷纷站起来给周恩来让座,但周恩来为了体察民情,始终不肯就坐。下了公共汽车后,周恩来又去乘坐无轨电车,在寒冷的冬夜里转了大半个北京。后来周恩来召集会议,就安全岛设置问题、人行道设置问题等等,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要求。

尽管新中国成立,周恩来变成国家总理,地位也随之发生改变,但他的作风始终不变,仍保持着艰苦朴素的高尚品德。

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穿过的一件旧西装,收藏了40多年后,已经窄得穿不下了,但他还是不愿丢弃。解放后,周恩来交给裁缝师傅,让他想办法拼凑改制成一件中山服,然后继续穿起来。

一套年买的睡衣,已经是补丁挨补丁,白底蓝格的绒布也被磨得不成样子,但周恩来仍不舍得丢掉,一直穿到他逝世。一条用了20多年的浴巾,上面有14块补丁,但他却舍不得扔掉,直到晚年住院时还当枕头巾垫在头下……

多付钱,令下级不再送礼

周恩来不仅在东西的使用上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而且在饮食方面也是如此。不管是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解放后生活有所好转的条件下,他始终要求自己和同志们吃一样的伙食,不能有一丁点的特殊。

大家都知道中央开会一开就是大半天,有时候甚至能持续一晚,因此不少领导人都会在开会期间加餐。周恩来去开会吃饭的时候,了解的第一件事就是桌上的饭菜是否和其他同志的一样,不允许专门为他开小灶。

周恩来在主持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工作的时候,由于十分操劳,人越变越瘦,同志们看后都心疼坏了。在吃饭的时候,厨房的工作人员特意为他炒了个榨菜,没想到周恩来却当场提意见说:“我们在后方没有理由要求更多的享受,能享受的应该是那些在前线拼杀的战士们!”

解放后,从农村进入城市,生活条件也大幅度上升,但周恩来却始终保持着节俭的作风。即使是副总理、部长级的首长们开会,中午吃的也只是简单的工作餐。

从年开始,中央规定了经济实惠的“四菜一汤”的用餐标准。从这以后,不管周恩来在哪里,如果要吃饭的话,他一定按照标准执行,也会主动付上钱粮。而周恩来的带头执行也令大家形成了一种制度。

据冰心回忆,年她从日本回国,周恩来接见后邀请她共进晚餐,但令冰心万万没想到的是,国家的总理吃的只是四菜一汤。据江西原省长方志纯回忆说:

“年我到北京参加国务院的一次会议,周总理要留我们在他家里吃饭,我们十分兴奋,心想周总理会用什么山珍海味招待我们。结果却令大家大失所望,吃的只是普普通通的家常便饭。”

有一次,周恩来到鞍山视察,按照规定午饭和晚餐都是两菜一汤,但工作人员却上了四菜一汤。周恩来看到桌上的菜肴后脸色一变,当即说:“不是两菜一汤吗?怎么多了两道菜?快端下去!”

工作人员想让总理改改伙食,便说:“总理,菜已经上来了,就算是撤下去也是浪费,不如就这么吃吧?晚上按照标准来?”周恩来放下筷子,严肃地说:“不能破坏规矩,把这两个菜端下去,晚上热热我继续吃!”

工作人员没有办法,只好将多出来的两道菜端下去,晚上又给总理热热吃。周恩来见工作人员按自己的要求执行,十分满意,然后说:“我不吃大米饭,给我上一碗高粱米。”

由于高粱米是东北的特色,一般人是吃不惯的,大家也担心周恩来吃不惯,不好消化,便有些犹豫。周恩来看出大家的犹豫,他说:“东北人民都能吃高粱米,我身为总理,为什么就不能吃呢?”

后来,工作人员给他端来一碗高粱米,周恩来吃的津津有味。

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国家的粮油副食品非常短缺,周恩来强调领导干部要和群众一起渡过难关。周恩来身为总理,他自己身先士卒,身体力行。

周恩来经常要到各地视察,了解情况,为了避免各地对他实施特殊招待,他列出了一份禁吃食品的菜单,比如说鸡肉、鱼肉、鸡蛋、所有肉类等。除此之外,周恩来还规定每餐的伙食标准不能超过五毛钱。

当时宾馆的服务员担心周恩来只吃这些身体会受不了,便特意给他做炸油条和炸黄豆。周恩来知道这件事后十分生气,严肃地批评了工作人员:“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要精打细算过日子,不能这么浪费。尽管之后的形势好了,我们也依旧要勤俭节约……”

在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在中南海经常亲自排队买饭。有一次他只买了一碗玉米饭和一碗汤,最后碗里剩下的汤,周恩来就用窝窝头蘸着吃,一点也不浪费。

同志们看到这一情景,都非常感动,纷纷劝他说:“总理,您肩膀上的担子那么重,一定要保重身体,现在虽然很困难,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总能让您吃好一点。”

周恩来亲切地对大家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很困难,我们身为领导更要以身作则,起好带头作用。”

年春节前夕,周恩来家乡淮安的领导同志给他带来不少藕粉、莲子和几件小手工艺品。周恩来收到后,当即委托办公室给淮安的领导同志写去批评信,并附上一份中央不准送礼的同志,还寄去元。值得一提的是,这元大大超过了礼物本身的价值。

周恩来严于律己,公私分明,从不私拿公家任何物品。哪怕是喝了一杯茶,坐公车办私事,他都会按照规定付清钱款。周恩来身为国家总理经常外出访问,所以外宾会时不时地送给他一些礼品,但他一件也不留,全部上交给国家。

一次,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龙飞虎因为太过思念老领导周恩来,便托人从福建送来一筐橘子,并让人捎话说情总理尝个鲜。知道这件事后,周恩来连忙说:“我不要,让他拿回去!”

大家都觉得这样做有些不近人情,就劝他:“既然东西已经送来了,就不要再送回去了。”周恩来想了想,问道:“那这筐橘子多少钱?”工作人员回答道:“按市场价来算的话,是25元一筐。”周恩来当即吩咐秘书:“你给龙飞虎寄去50元!”

据了解,周恩来经常会收到一些老部下送来的土特产,他不好拒绝,但也不好白拿,于是让工作人员按照市场价付钱。但这次他却给龙飞虎寄去超出一倍的钱,这也令工作人员十分不解。

周恩来笑着解释道:“我多付钱,这样他就不会再寄东西过来了。”果然从这以后,龙飞虎再也没有给周恩来送过东西了。

周恩来看到礼堂的柱子,当即大怒:这个礼堂不准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地方和部门想兴建大一点的楼堂馆所,对于这一举动,周恩来迟迟没有签字批准。他经常对秘书们说:“要我签字批准是个很简单的事情,但这是国家的资金,是人民的血汗钱,我不能随便批准,提笔千斤重啊!”

年,周恩来去鞍山市视察,当时鞍山刚好新建好一座宾馆,当地的负责人便准备让周恩来去那里住。可是当周恩来一行人来到宾馆,看到宾馆的设施后却坚决不肯入住,他说:“宾馆为什么要盖的这么好?要知道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地方比较困难,我不能住在这里!”

随后,周恩来一行人又找了一个环境不是那么好的宾馆住下。在视察过程中,周恩来又发现鞍山市还在新建一个大礼堂,其中有不少地方都仿造了人民大会堂廊柱式建筑的样子。

周恩来看后十分生气,大发雷霆:“你们这是在干什么?竟然将人民大会堂搬到这里来了?”随后周恩来下达指示:“这个礼堂不用再建了,建好了也不能用!”

周恩来不仅对外面的建筑严格,对自己的住处也是十分严格的。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搬进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居住,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建筑,在这里曾举行过不少重大会议,更是作过许多重大决策。凡是去过西花厅的人,都认为这里是“朴实无华的西花厅”,从中足以看出西花厅的装修不是很好。

西花厅的房子本就年代久远,尽管周恩来和邓颖超搬进之前粉刷了墙壁,喷了浆,但因为地面经常返潮,没过多久墙壁就变成了黑灰色。地面的方砖也很是潮湿,办公室的地毯因为太过潮湿而生了虫子,周恩来也因此经常犯关节炎。

工作人员多次提出要将房子修整一下,但周恩来始终不肯同意,直到工作人员说:“总理,房子再不修整的话就会毁坏,到时候修起来花费的钱更多。”周恩来这才松了口,他说:“整修可以,但一定不能铺张浪费,哪里坏了就修哪里,要尽量节约。”

年,工作人员趁周恩来和邓颖超相继出差的机会,本着节俭实用的原则对西花厅进行了一次维修。这次修缮其实只是更换了腐朽的小梁,将已经脱皮的墙面重新进行粉刷,更换了窗帘、吊灯,还铺了地板,又从钓鱼台国宾馆找到一张不用的旧木床给换上。

尽管修缮的地方并不是很多,但却令喜欢听焕然一新。不过修缮后的西花厅没有得到周恩来的喜欢,他一进门就愣住了,连忙询问一旁的工作人员:“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了坏哪里修哪里吗?为什么搞得这么铺张?国家还处于困难时期,谁让你添置这些东西的?”

周恩来干脆连房门也不进,直接住到钓鱼台5号楼他办公和接待外宾的地方。工作人员想请陈毅帮忙劝说周恩来,没想到周恩来先把陈毅请到了国务会议上。

在会上,周恩来就家中装修的事情做了检查和自我批评:

“这次我去南方读书,到很多地方看了看,但回来却发现家里花了那么多钱替我修房子。我做检查是应该的,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很坏的头。这个头一旦开了,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是修还是不修呢?”

周恩来反复在大会、小会上做检查,大家还以为装修的十分富丽堂皇,没想到去一看不过都是些应该修缮的地方。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不肯回西花厅住。

当周恩来的侄子周尔均知道这件事后,便来劝伯父:“您平时教育我们要爱护国家财产,西花厅都这么破旧了,如果不好好修缮一番的话,恐怕会有危险。更何况修缮西花厅也算得上是一种保护国家财产,从这个意义上也没有什么大错,伯伯您就不要生气了!”

周恩来听后点点头,但仍严肃地说:

“你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我反对的不是简单的装修,而是装修过了头。你要知道,我是这个国家的总理,我不能带这个头,这个头一旦带了,那么下面的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等等都会模仿,到那个时候就不知道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了……”

周恩来顿了顿继续说:“把我住的地方修的这么好,影响是和不好的。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不能有一丁点的特殊。”周尔均点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

后来直到工作人员将窗帘拆了,吊灯拆了,床也还回去了,周恩来这才勉强同意回西花厅住。即便如此,周恩来还是进行了多次自我批评,并表示:“只要我当一天总理,就不准在中南海大动土木。”他还语重心长地对几位副总理和部长说:“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这个错误啊!”

相信大家看到这里一定非常疑惑,周恩来为何如此重视这件事,那是因为他考虑得更加深远。

周恩来曾说:“我身为国家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同样,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要严格要求自己。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我还怎么说别人?这个头就是我自己带的!”

周恩来用自己艰苦朴素的作风,以自己的言行,为广大领导干部党员们起了表率作用,这也是他俭朴美德的生动体现和写照。

周恩来不仅对自己严格,对自己的家人更是十分严格。而邓颖超身为周恩来的妻子,她的体会则更深,她曾感慨地说:“当总理的夫人其实是很难的。”

周恩来和邓颖超共同生活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一辈子,但从来没有违反过组织的原则。两人结婚后曾有个一个协议,他们可以在一个地方或者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能在一个具体的部门共事。几十年来,周恩来和邓颖超都遵守着这个约定。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人对周恩来说:“根据邓颖超的资历和她对革命的贡献,应该在政府里担任一个部长的职务。”但不管别人怎么说,周恩来都不肯同意,他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在政府任职。”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多次在任职、调级等问题上“压低”邓颖超。可能大家觉得周恩来这样做有些不近人情,但邓颖超却无怨无悔,她说:“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

周恩来曾说过:

“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即使以后富裕了,也不能丢了这个光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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