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恩格斯对宣传思想工作方式中三种错误倾向的批判
王俊峰
（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摘要]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了他们所在时代各种错误的宣传方式和倾向，主要体现为单纯追求一时宣传效益的“急性病”、不了解宣传对象作空洞宣传的“沙漠中的布道者”、使用各种脱离实际的道德术语喋喋不休地重复自己肤浅观点的“卡普勤式说教”。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宣传思想工作要有扎实的理论根基和持久宣传的毅力，要适应宣传对象而又不做放弃原则的迎合，要善于运用生动语言和鲜活事实增强宣传感染力。马克思恩格斯对宣传思想工作方式中三种错误倾向的批判启示我们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宣传思想工作者必须不断提升能力素质，自觉履行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宣传思想工作方式；错误倾向；批判
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新形势下提高宣传思想工作质量和水平，必须创新宣传方式，“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1]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将宣传和组织作为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最有力的行动手段，并认为在组织不成熟的时候，宣传则是唯一的行动手段。[2]92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过程中，他们通常把年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和年的共产主义同盟称为“宣传团体”“宣传组织”，甚至把在《新莱茵报》从事宣传思想工作的时期称为他们的“全盛时代”。由于他们以理论家的身份从事宣传思想工作，既有丰富的宣传思想工作经验又注重深刻总结宣传思想工作的本质和规律，因而比普通宣传者在宏观层次上更具清晰的眼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系统论述，相关思考散见于其著作、通信、演讲稿中，而且相关正面论述不多，对他们所在时代各种不适合、不道德的宣传方式的批评相当多，如有的宣传者为了达到宣传效果而不择手段，有的宣传者自信掌握了真理而忽视宣传方式，凡此种种，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进行过批评。总结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宣传思想工作方式错误倾向的批判，对于我们更有针对性地改进宣传思想工作方式，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宣传思想工作中的“急性病”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个时代，社会主义的宣传处于不利地位。一些宣传思想工作者出于让革命尽快成功的良好愿望，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一味追求所谓的宣传效果，结果往往欲速则不达，反而给社会主义宣传和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害。这种单纯追求一时宣传效益的“急性病”表现为以下4个方面。
其一，运动式鼓动。这一类职业宣传家的典型代表是英国工人宪章派的后期领袖厄琼斯。马克思对其进行了批评，认为“他大肆喧嚣，毫无章法地借各种理由进行鼓动，不顾时机急躁冒进，会把一切都毁掉。……当他不可能进行真正的鼓动时，他就追求表面形式，随意地掀起一个又一个的运动(自然，一切都不会有什么进展)，而且使自己周期性地处于一种虚假的兴奋状态中。”[3]
其二，广告式宣传。马克思严厉批评英国激进派政治家布菜德洛自我吹嘘式的宣传,特别批评了他在公共场合大张旗鼓地悬挂写有“伟大战士”“万岁”“人民的救星”等词汇的标语。有一次，一位党内同志写文章称恩格斯为“最老的和最大的经济学家”，恩格斯立即告知刊物编辑，给他想出这么个头衔，简直是胡闹，要避免用广告式的语言。在这里，恩格斯除了考虑到自己的尊严外，相当程度上考虑的是党的宣传风格和宣传效益。为此，恩格斯告诫以宣传为职业的党的领袖们，登广告、搞招贴不会立刻收到成效，而且往往一无所获。
其三，耸人听闻式抨击。日拉丹是法国19世纪中叶的著名记者，以耸人听闻式的猛烈抨击和随机应变著称，他的鼓动极为广泛，并且经常造成轰动效应。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种日拉丹式哗众取宠的宣传予以蔑视，认为“这种耸人所闻的著作在科学中也像在小说文学中一样起着自己的作用”[4]55。相对日拉丹式宣传，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倡科贝特的方式。同样是抨击，英国新闻工作者科贝特绝不追求耸人听闻，而是忠于事实，观点如一。他风格尖锐、泼辣而带有幽默感，具有很强的逻辑力量，恩格斯称之为“最富有表达力的修辞学手段之一”。
其四，仓促式宣传。恩格斯严厉批评海因岑的鼓动，认为缺乏明确的说理过程，不清楚起义的原因、方式及结果，就急忙散发传单号召起义，是毫无补益的，将极其严重地损害着德国民主派的利益。“不经过冷静思考，不了解也不顾及实际情况，就声嘶力竭地向全世界发出革命号召，这岂不是太可笑了吗？”[5]
诚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希望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能够产生比较大的轰动效应，但他们更注重宣传的长期效果。他们认为，宣传思想工作首先要有扎实的理论根基。在德国共产主义宣传刚刚开始的时候，恩格斯就对马克思说:“对我们在那里所开展的巨大的宣传工作使我惊奇。……那里人们非常活跃，但也非常明显地表现出缺少必要的支持。”[6]恩格斯所说的“支持”就是理论支撑。宣传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支撑，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虽然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能够产生一些轰动效应和直接效果，但从长期来看，这种轰动效应和效果并不能持续很久，对工人运动的作用也并不明显，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会起到反作用。比如年拉萨尔出版了他的一本小册子《工人纲领》。马克思对恩格斯说这本小册子不过是把工人日常宣传中的口语表达记录了下来，这种做法不仅卑劣而且庸俗。由于拉萨尔狂热而简单的宣传鼓动缺乏科学理论基础，导致了德国工人运动的宗派现象和分化分裂。“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作为二者的必然继续用几部著作加以阐述，一切就仍然处于半睡半醒状态，大多数人还得盲目地摸索。”[6]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撑，通过宣传思想工作来保持、增强工人阶级的阶级本能，并尽可能地减少和抑制工人中可能出现的倒退意愿和行动。恩格斯直接指导英国的社会主义宣传思想，便是建立在这个基本点上的。恩格斯在年回顾总结八年来的社会主义宣传时，认识到正是由于相关的宣传思想工作具有思想性和逻辑性，才使得宣传效果非常明显——工人们被吸引到了社会主义道路上来了，虽然他们暂时不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受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引导和教育。由此观之，宣传仅有轰动性而缺乏科学理论的支撑，是不可能达到这种效果的。
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坚持不懈、持之以恒。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总结英国自由派—年间反谷物法宣传的成功经验时，指出这个宣传运动之所以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宣传顺应了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运动组织者坚定而持久的决心和毅力，不被一时的成败所左右。马克思对于他们的宣传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他们派遣整批传道大军到英国各地宣传自由贸易的宗教。……他们刊印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四处赠送，……不惜花费巨额资金拉拢报刊。……组织庞大的管理机构，而且在公众集会上施展自己全部雄辩之才。”[5]恩格斯则对这次宣传运动的效果进行了充分的肯定性阐释，“部分地由谷物法、部分地由反谷物法同盟所带来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使租佃者摆脱了他们高贵的土地占有者的精神影响。”[7]长达40年的英国工人争取10小时工作日的宣传经验，也曾引发恩格斯的深入思考。恩格斯指出，通过这种宣传，工人阶级得以相互了解，并懂得组织起来，运用自己的力量争取自己的利益和地位，整个工人阶级在力量、知识和组织方面大为提升。
二、“沙漠中的布道者”
宣传是一种双向的精神交往，它实际上存在着宣传者与宣传对象之间的潜在双向交流。宣传对象的层次和水平、阶层和态度、兴趣和特征，时时作为一种被感知的有形物影响着宣传的效果。这就表明，要想取得比较好的宣传思想工作效果，就必须增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针对性和适应性。宣传思想只有适应宣传对象的层次、态度、兴趣，满足宣传对象的利益和需要时，才能达到宣传思想工作的目标，即获得宣传对象的认同，武装宣传对象的头脑，引导宣传对象的行为。反之，如果宣传思想工作不符合宣传对象的实际，非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招致宣传对象的反感甚至抵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厌恶这种脱离实际、远离生活、抽象空洞的宣传，将它们形容为“沙漠中的布道者”。年，曾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朋友的鲍威尔兄弟创办了《文学报》。为了证明自己与“群氓”的区别，刊物上充满了晦涩的文字，连刊物的记者都自嘲，《文学报》确实文化意味浓厚，普通人根本看不明白，因而无法发表不同见解。对于这个现象，马克思嘲讽这种语言风格装腔作势，利用人们已经不常用的难懂语言来显得自己高深有学问，其实根本没有真才实学，不过是骑在不流行的言语上逞英豪。青年黑格尔分子施蒂纳以农民和地主对话的形式写了一份传单，其中的农民竟然讲出了大城市里高级精神享受的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嘲笑说，雇农竟然也学会了对阳春白雪的文学、艺术展览、芭蕾舞进行点评和对话，这“真正值得喝彩。”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及其门徒早期同样采取了抽象性质的宣传方式。对此，恩格斯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只承认心理的发展，只承认和过去毫无关系的抽象的人的发展，没有意识到整个世界包括每个人都是立足于过去的基础上的。恩格斯认为欧文他们太学究气、太形而上学了，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也永远争取不到公众的信任。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即使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宣传，也要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宣传对象的具体情况。年，美国工人运动重新兴起，一些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纷纷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原样翻译出版。恩格斯考虑到宣传对象的不同特征而提出重新写宣传品的计划，认为工人刚刚投入运动，还完全没有成熟，再加上由于一般盎格鲁-撒克逊人特别是美国人的性格和素养，在理论方面特别落后，应当直接从具体实际出发，需要用新的著作来进行宣传。当有人要求恩格斯把《反杜林论》中的三章作为小册子印行时，他提出这一著作原来根本不是为了直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而写的，这是一本纯学术性的著作。如果要用作宣传的话，需要在内容和形式上做些修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莫斯特曾为《资本论》第一卷写过一本简洁的宣传小册子，马克思认为，这个小册子是给另一类读者看的，这些读者没有兴趣也看不懂《资本论》的学术语言。为此，马克思不惜花费很大的功夫逐句修改，甚至成段地改写，然后念给身边的普通工人听，直到他们听懂了，才允许出版。
诚然，为了达到影响最广泛群众的目的，宣传者需要一定程度上适应宣传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原则的迎合。年德国革命的参加者金克尔在革命失败后办了一个小刊物《海尔曼》，便带有庸俗迎合的性质。恩格斯批判《海尔曼》文笔非常糟糕，内容庸俗肉麻，对各方面都阿谀奉承，完全迎合坎柏威尔的小市民和西蒂区的德国庸人。这种阿谀奉承不仅得不到人们的认可和理解，还会让人鄙视看轻，反而失去了宣传的受众。在宣传思想工作中，原则和迎合的矛盾是常常出现的，这时需要的是权衡利弊的考虑。例如年在法国发表马克思的《论蒲鲁东》一文时，恩格斯就考虑过批判作为法国经济学家的蒲鲁东是否会引起法国人的微词，但是恩格斯认为，这些见解是正确且毫无偏见的，不能因为迁就法国人的喜好就改变文章的语气和风格。显然，原则在恩格斯那里比迎合本身重要。这与马克思多年前的想法完全一致。当时马克思为维也纳《新闻报》撰稿，他一直秉持客观公正，不会因为提高报纸的销量而迎合维也纳读者的口味，正如他强调的，不是应当为维也纳读者写什么，而是怎样写的问题。
三、“卡普勤式说教”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厌恶把宣传变成道义教诲和政治说教。卡尔海因岑就是这种宣传的典型代表。马克思认为他的宣传文章大发无边无际的空论，极其轻率自满，把激昂之情同庸俗之气滑稽地结合在一起，自称只关心问题的本质，但又经常忽视问题的本质，这种庸夫俗子还以自己的道德高尚而自鸣得意。马克思和恩格斯称这种使用各种脱离实际的道德术语喋喋不休地重复自己肤浅观点的宣传方式为“卡普勤式说教”。卡普勤是天主教圣芳会的一个教派，以一本正经的道德说教闻名，他们宣扬用人类之爱来实现社会主义。比如英国财政大臣迪斯累里本来是一个幽默犀利的演说家，但是为了表现出大臣的尊严而牺牲自己的风格，强行作庄严肃穆的演说，把本来锋利的讽刺诗用枯燥无聊的政治语言来表达，使得政治传播的影响力大打折扣。马克思还嘲讽英国首相阿伯丁滔滔不绝、说起来没完，犯了第三流演说家的致命错误。
“卡普勤式说教”产生的原因是宣传者空有热情却缺乏丰富的知识和鲜明的语言风格。恩格斯曾批评海因岑，“海因岑先生也许怀有人间最善良的愿望，他也许是全欧洲信念最坚定的人。……但是，单凭这些条件还不能成为党的政论家。……还需要更多的智慧、更明确的思想、更好的风格、更丰富的知识”。[5]恩格斯评价英国19世纪著名的自由派宣传家理科布顿，“他尽管具有十足的鼓动家的才智，但却是一个不高明的实业家和浅薄的经济学家”。[8]马克思评论英国议员斯图亚特勋爵的演说用了轻气球似的虚夸词句，并没有太多实质性内容。这种演说只能给演讲者本人带来更大的满足，而并不能给听众带来什么用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严正声明，“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7]因为道德伦理绝非是一个抽象存在，而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具体情感密切相关的。一些宣传者竭力用自己的、自己盟友的各种材料证明自己的观点如何正确，然而这种宣传有时并不能说服人，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恩格斯在宣传中采用的是另一种方法，即引用反对其利益的那些党派的文章来证明他的论点，特别是直接引用敌人的材料。例如恩格斯在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他解释说:“我总是宁可利用自由党人的证据，以便用自由资产阶级亲口说出来的话来打击自由资产阶级”。[5]387年10月，维也纳爆发人民起义，但却遭到奥地利军队的残酷镇压。为了更加真实地说明事件真相，争取世界人民的更多同情，恩格斯在报道事件时，引用的都是镇压者的话语，而非起义者的话语，并突出强调这些话语者是大资本家，是在维也纳拥有大型工厂的那些人，是不容置疑的思想保守的资产者，而非狂怒的无产者。这种从对方的观点出发作合乎逻辑的引申来确立自己观点的反证法宣传，是对错误思潮最有力的驳斥。
作为宣传家，马丁路德在德国宗教改革中直截了当地、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天主教虚伪和残忍的一面；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弗伏尔泰则在温文尔雅的俏皮言论中深深地刺痛着天主教的神经；英国农业工人领袖约阿奇演讲有几分尖刻，但是在尖刻中见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欣赏这类打动人心的宣传方式，因为这类宣传的语言简单明了、清晰平实，容易被普通大众喜欢、理解和接受。在给马克思的书信中，恩格斯毫不遮掩地说，马克思的行文语言高度概括，思维逻辑缜密，批评切中要害、一针见血，分析鞭辟入里。但是文章理论性较强，比较抽象深奥，学识较低的底层工人一般不太容易理解。相反，马克思的密友威沃尔弗——这位西里西亚农奴之子充分掌握了路德的宣传方式，这种风格比马克思的言说风格更适合在美国的德国人的口味。恩格斯还要求马克思给自己定一条规矩，尽量写得通俗易懂些，否则马克思很快就会失去大众读者的好感。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推崇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思想中利用鲜活的事实。在他们看来，只有平凡明显、无可争辩的事实，才能起到革命性的作用，使读者确立明确而又坚定的信念；而空洞的即使是权威高明的说教并不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年普法战争爆发，马克思立即意识到这是进行政治宣传的时机，认为“战争所引起的种种情况将给我们的原则提供最好的宣传材料。”[9]他积极投身实际斗争，与恩格斯一起撰写了两篇关于战争的国际宣言，为第一国际赢得了声誉。年，英国工人运动刚刚复苏，第一国际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宣传。马克思认为，这次宣传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伦敦的缝纫工人和制筛工人的罢工，在讲求实际的英国人的头脑中留下了印象，使得宣传获得了新的推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肯定了报纸和街头招贴这种报道最新事件的宣传方式，认为工人可以通过每条街道上的招贴知悉当天发生的事情及其意义，了解各种不同的观点，遇到不同阶级和不同观点的人，可以进行讨论。对于工人来说，招贴既是免费的报纸，又是免费的俱乐部。报纸因为周期短、发行频繁、内容及时更新，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和
